新中国成立后的四次地名更改潮.docVIP

新中国成立后的四次地名更改潮 　　自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1951年政务院发文要求清理更名 　　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 “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 “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更改，却很值得商榷。比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但是，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200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实无必要更改。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第二次：因推广汉字简化更名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因为汉字简化本身乃是作为 “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故当时在更改地名时，并未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如“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c林”更名为“玉林”（“?c江”、“?c南”当时更名成了 “郁江”、“郁南”，独独“?c林”非要更名为“玉林”，当地又不产玉）…… 　　第三次：“文革”时路名大革命 　　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 　　北京不是个案，各地都出现了“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革”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 　　第四次：以“发展经济”为动机的更名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这场改名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年）或许可以算作成功者之一。 　　然而，大多数地名的更改，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2001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 “调兵山市”，沿用至今。 　　任何一个地名的更改都会产生巨大成本。2010年“襄樊”更名为“襄阳”，即有学者预估“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至于民众要承受多少成本，则未考虑在内。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