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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诗性:中国古代的咏史诗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彭 卫
历史的脉络
从文化结构形态上看,中国古代史学知识的存在由三个板块构成:
正规史学、通俗史学和咏史诗歌。它们各自的文化—文本形态相应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对历史理性化的记述、考订和分析;作为大众的历史学——历史文学故事;作为文学艺术家的历史——对历史的诗化吟咏。几千年中,它们长期并存;其间,既有显着的分野,又有或明或暗时彰时隐的联系。
由第一代传给第二代的诗歌和故事中,子孙可以认识他们祖先的声音;当他们听到他们祖宗的忧患并分享他们的感情时,他们就感觉到他们自己是给予他们的个人生活以维护和意义的那个集团中的分子。”
〔德〕格罗塞(Ernst Grosse)着、蔡慕晖译: 《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0页。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具有咏史风格的诗歌有15篇,包括《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緜》、《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荡》、《瞻卬》,《颂》中的《那》、《玄乌》、《长发》、《殷武》。它们在流传至今的《诗经》305首诗中,约占 5%。这些咏史诗篇与《诗经》其他绝大多数诗篇具有相同的语词文化结构,即审美情感与期望情感的二元组合,这也是中国早期咏史诗歌最为突出的特征。
这些咏史诗篇有三种类型:
第一,通过叙述本部族历史歌颂祖先。这里有商人对先祖稷、成汤和武丁的赞誉,有周人对先祖公刘、太王、王季、太似、文王和武王等业绩的颂扬。
第二,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反思针贬时政。《瞻卬》的作者在西周灭亡后,把怆然的思考倾注于咏史之中:“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哲夫成城 , 哲妇倾城。”
第三,通过追忆住昔的辉煌祭慰先祖英灵。《那》、《玄乌》、《烈祖》、《长发》等篇章,,就是商人后裔宋国国君在祀祖时为祈求祖先降佑福祉所唱的乐歌。
东周战国是中国古代正规史学开始走向独立的时代。早期咏史诗歌中祭祖求福的神学色彩和史诗化倾向迅速淡化,对历史本身的思考渐居主导地位。像荀子那篇为人们所熟知的《成相杂辞》的主旨,就是通过点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缩炼成一系列作为时鉴的历史哲理:“主之孽,谗人达。贤能遁逃,国乃蹶。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为桀。世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 《荀子·成相》。]
汉代是咏史诗歌的消歇期。今人所能见到的咏史诗只有东汉班固、应季先、侯瑾所写的寥寥四首,这在现存的约 170 余首汉代诗歌中只占 1% 强;而且,西汉二百年竟无一首咏史诗流传下来。这一状况与同一时期史学名著和史评名篇如《史记》、《汉书》、《过秦论》等的出现,与汉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喜好歌吟以及诗歌中不乏对人生短暂的悲叹——这种情怀在后世恰是咏史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心理驱力,与通俗史学获得的持续进展,形成鲜明对照。
虽然有大量的史著出现,但从正规史学的建树看,魏晋南北朝不能颉颃汉代。然而,在咏史诗歌的创作上,这个时代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使文人们“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缘情” [晋]陆机:《文赋》]“吟咏情性”[ [南朝梁]钟嵘《诗品中》]的文风气质,又使“文学的自觉”[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成为可能。
“咏史”成为梁萧统所编《文选》中的一个独立部分,标志着文化界对这个体裁的最终认可。一些经过文人加工润色的通俗咏史诗篇开始在民间流传,后世称为 “古歌”。[这些“古歌“或是下层文人的作品,然其才情并不逊于许多知名文人的创作。如《项王歌》:“无复拔山力,谁论盖世才? 欲知汉骑满,但听楚歌哀。悲看骓马去,泣望蚁舟来。”(《诗纪》卷一百三十) “古歌”在民间的流传,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咏史诗歌的兴盛局面。]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形是这个时期出现了咏史系列组诗,有代表性的有左思的《咏史诗》八首,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和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从而为后世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手段。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人所选择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带有浓重的悲剧性:或是仕途失意(如庾阐咏贾谊),或是忠烈末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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