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拉斯的互文性写作对林白早期创作的影响.docVIP

论杜拉斯的互文性写作对林白早期创作的影响 　　摘 要：杜拉斯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中国女作家。林白的早期创作突显了杜拉斯的互文性写作对其创作的影响：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同时每个文本又具有独立意义，如杜拉斯般为主体叙事和“自我”构建服务，为增强小说的艺术魅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杜拉斯 林白 互文性 影响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杜拉斯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对广西女作家的影响》（课题编号：11FWW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前言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她传奇的经历、独特的创作手法，凭借一部《情人》，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刮起了一股“杜拉斯旋风”，引发了国内学界对杜拉斯的一系列研究，对当代的中国女性作家们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使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沾染了她独具魅力的色彩。曾有人将杜拉斯定位为中国新生代女作家的“公共奶妈”，虽然用语粗俗， 但却一语道出了杜拉斯和这些女作家之间的关系。[1] 从这些女作家的创作手法到写作风格，从思想到文笔，都可看到杜拉斯的影子，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不言而喻。林白的早期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这个时期的小说较突出地显示了受杜拉斯的互文性写作的影响。 　　二、互文性概念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被认为是互文性的基础，但作为一个重要批评概念， 互文性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词语、对话和小说》（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一文中。她是这样表述互文性概念的：“……协调统一的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竖向轴（文本―背景）可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或一个文本）是另一个词（或文本）的再次出现……任何一个文本的构建都像由许多引文拼马赛克，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纳与转化……”[2]145-146 克里斯特娃吸收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精华，创建了互文性理论，并在接下来的《封闭的文本》（Texte clos）中对互文性做出了明确的定义：“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 [2]3 法国文学评论家米歇尔?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在上世纪80年代撰文进一步明确了互文性概念的表达：“互文性是读者对一部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认知，其他作品先于或者晚于那部作品。其他作品与那部作品互为文本。”[3] 互文性概念发展到今天，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通常被用来指示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连，由此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uality）;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 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4] 　　三、杜拉斯的互文性写作 　　杜拉斯的不同文本以及文本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意境和对话关系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互文性研究空间。作品不时出现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 即引用自己以前的作品，把当前小说当做再现的自身，在小说中谈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宣泄情感， 由此构成一种深藏的互文性，或称作“ 内文本性”。杜拉斯这种互文性写作正体现了她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meta-fiction）的主要特征。 　　通读杜拉斯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作品中关于中国情人的故事，在杜拉斯不同种类和不同题材的作品中，女孩与情人的故事留给读者的感受完全不同。从早期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影院》，到后期小说《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甚至是杂文式的《物质生活》等，都或多或少地从不同语境中展示过与那位情人的故事，情人无论从外在形象还是内在气质都在不同文本中被改写、被美化。而女孩与情人的故事在多个文本中给读者的感受也完全不同。 　　最早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情人是位名叫“诺”的白人，虽身着华服，戴着钻石戒指，却身材短小，像只猴。为了握一下苏珊的手，看一眼苏珊洗澡时的裸体，以留声机、钻戒等物质条件为诱惑意图让苏珊服从以满足他低俗的欲望。这样的“情人”形象显得卑鄙、猥琐，不堪入目。一句话，“情人”的早期形象只能让女孩厌恶，女孩与“情人”的关系只能是钱和肉体的交易。在《伊甸影院》中诺先生仍维持懦弱、低级、粗俗的形象。到了《情人》，演变成 “衣着是欧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从小汽车上走下来，吸着英国纸烟”的中国人。[5]与诺先生相比，这个“情人”已经变得风度翩翩，中国人的身份让这个爱情故事平添了几分神秘、凄美和无奈。随着作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的推移，到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创作中，“情人”形象升华为优雅、主动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