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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骥：较量世界的气候谈判专家 　　在长达4年的谈判期间，邹骥已经连续19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他说，只有对国家忠诚，才不会在面对他有压力时心生胆怯，“因为你代表着中国13亿人”。 　　2016年11月，《巴黎协定》（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生效，这份开启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的历史性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行动安排。邹骥作为气候谈判专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在长达4年的谈判期间，已经连续19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深知背后的国际较量。 　　谈判桌上下的较量 　　谈到国际上的责任和义务，邹骥气不打一处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责任大小的重要依据，排放量多的国家应率先减少今后的排放，为抑制气候变化做出努力。“显而易见，从工业革命至今，西方国家是排放主体。但它们想尽各种理由逃避责任，美国就是代表。” 邹骥愤愤道。 　　2012年，《巴黎协定》谈判在南非德班开启。在首次缔约方大会上，邹骥代表中方做了第一次发言。戏剧性的是，与他辩论的对手是他以前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工作时的一个老朋友――美国气候能源部主任。此时作为各自国家的代表，必须摒弃私人感情。邹骥提出，《巴黎协定》应该遵循历史责任，考虑整个排放历程。 　　对方的反驳非常直接，上来第一句话不是礼貌性地问好，而是完全否定：“我不同意邹骥的观点。”这让邹骥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想咱们不是挺好的朋友吗，怎么这么直啊？”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他很快发现对方有逃避责任并嫁祸给中国的意图。“他说不应该谈历史，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面向现在和未来。目前中国是排放大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邹骥觉得这不可理喻，因为今天的气候变化是历史累积排放的后果，追根溯源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他随后列举了美国实验室研究得出的数据：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美国累积排放量是中国的2.6倍。虽然最后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但谈判却并没有以中方获胜而结束。 　　“谈判不是非得让你按我说的办，那是撒泼。谈判有激烈争论，也有退让妥协，是一种博弈。”邹骥说，“真正的谈判是想好双方利益共同点在哪里，底线是什么，然后达成一致。”这种理念促成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出台。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共同发布了这份声明，被外界赞誉为“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携手，并为《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其实，这份声明的达成并非一帆风顺，双方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简称共区原则）问题上僵持不下，但这是中国谈判的底线。眼见约定期限将至，美国提出了一个接受条件。“他们要在原则后紧接着加一句话：‘在考虑到不同国情的前提下。’我们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是经验丰富的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司司长苏伟建议，在两句话中间加一个逗号，含义就不一样了。这件事才得以解决。” 　　加逗号的做法让美方大吃一惊，因为它有了两种解读方式。这虽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语法规范，但在外交辞令上确实可以这么描述。“这个逗号给了中美双方各自的解读空间。中国可以认为这就是共区原则，美国则理解成自己需要的意思。这个微妙的逗号就是智慧的妥协，其实双方都知道对方心里的算盘。”邹骥说。 　　2014年11月1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中南海瀛台举行会晤，凭借这一个“逗号”，习近平最终在此问题上说服了奥巴马，给外界留下了“瀛台夜话”的美好回忆。 　　《巴黎协定》的生效，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了更多发展机会。就中国而言，以往西方国家总以中国年度排放量高居不下为理由在道义上谴责中国，而协定则从历史排放总量上看问题，“这样中国就比美国和欧洲少太多了，协定允许了中国更多的合理排放。”邹骥解释，“这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争取了更多时间。”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发达国家承诺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支持。 　　“因为你代表了中国13亿人” 　　多次参与重要谈判，迫使邹骥养成了加班熬夜的习惯。有时谈判持续时间很长，他只能马不停蹄地准备各类课题的文案。他清楚地记得，2000年在海牙谈判环境技术转让问题时，自己连续39个小时没有睡觉。“那段时间觉得床特别亲切。”邹骥苦笑，“有时候谈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才散会，回酒店看到床被服务员整理得平平整整的，特想上去睡觉。但过一会儿又要开会，只能去冲个澡、换件衬衫、重新打个领带就走了。想着一晚上交了这么多房费，却连床都没沾着，就觉得很不划算。” 　　这是邹骥第一次参加谈判。初出茅庐的他虽然英语不错，但谈判中的专业术语和规则还是很难理解，尤其是对手会设置一些难题，更让他不知所措。 　　“有个发达国家的联合主席使了个小伎俩，事先没把会议文件给我看，到了现场突然拿出来，说只给我10分钟时间浏览，之后不提意见就表示完全同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