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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与中华文献抢救 　　在抗战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多少将士共赴国难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在文化战线上，同样是殊死的较量，众多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自觉凝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出生入死维护国家文化遗产，郑振铎、赵朴初先生就是这样“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的勇士。 　　狂轰滥炸与掠夺 　　1937年8月13日，日寇的铁蹄直逼上海，连日的炮火和飞机的轮番轰炸，使上海北火车站陷入一片火海。宝山、吴淞、浦东、闸北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郑振铎在《烧书记》中抱恨记下这令人心碎的日子：“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8月14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 　　狂轰滥炸使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在战火中被毁，即便是侥幸留存下来的文献，在这兵荒马乱之时也朝不保夕，无力世守的藏书家只好纷纷变卖古籍以维持生计，许多稀若星凤、难得一见的珍籍秘典频频现身街市，在上海汉口路、四马路一带的书肆，打包待运的图籍，堆得像座小山。 　　是什么人这样伺机抢购、掠夺呢？书肆的朋友告诉郑教授，是敌伪的“华北交通公司”，“华北交通公司”大量搜寻各地的府志、县志及相关史料，显然是为日军刺探情报。紧步其后尘的是“哈佛燕京学社”及英、德等外国人。 　　报上不时传出西方列强抢购秘籍的消息：“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 “美国哈佛曾以美金六万金，嘱托燕京代购古书，此亦一劲敌也。” 　　拯 救 典 籍 　　嗜书如命、数十年“淘书”不辍的郑振铎教授岂能忍见国宝如此大量流失？他在给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的信中说：“为子孙百世留些读书余地，乃我辈之素志。诚不愿将来研究国故朝章者，非赴国外留学不可。”他认为“史在他邦，文归海外”是“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他竭尽全力搜救这些古籍，把能够卖掉的东西全都变卖了，还四处借钱收购典籍，“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到了1939年，市面上散佚流出的宋元旧椠、珍本名抄越来越多，郑振铎终究财力不济，力不从心的他在《劫中得书记》中感叹：“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他连做梦都在想着怎样拯救这一大批珍籍。 　　郑振铎找到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和中法大?W教授张凤举商议此事。 　　1939年底，由郑振铎起草，五人联名致函国民政府，1940年1月5日又拍了一个电报到重庆，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及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1940年1月10日，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收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自重庆的复电：“歌（即5日）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并且密令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立即启程到上海和郑振铎具体商议。 　　蒋复璁在《珍帚斋文集》中记载此事：“沪上有识之士乃联名函电陪都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请迅予设法抢购。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先生以机不可失，力主收购，并主张动用该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南京建馆经费而尚留存之法币壹百数十万元，以充购书经费。教育部代理部务之顾毓?L次长亦极赞成，陈立夫部长欣然同意，且表示在经费方面，愿全力支持。以避敌伪耳目。” 　　l月13日，蒋复骢化装成商人秘密抵沪，来到暨南大学，找到何柏丞。1月19日，在张元济家，秘密成立地下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刻不容缓地进行抢救。 　　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国珍本古籍外流的严重局面迅速得以扭转，从郑振铎的《求书日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郑振铎等不仅跑遍上海的书肆，还马不停蹄地跑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和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等著名私家藏书楼，这些典籍中，仅“善本”就达4000余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今天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那时收购的。 　　像郑振铎这样的文化人，当年留在上海是极其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劫持、被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