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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出炉 　3年前提出“蚁族”概念的青年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微博)副教授廉思近日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群体，并称这个群体为“工蜂”族。历时一年多调研完成的《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负责人廉思，日前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独家采访。 　　中国青年报：继“蚁族”之后，您为何选择关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 　　廉思：我们常年关注知识青年问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当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比“蚁族”具有更多文化资本(92%为博士)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是否有类似遭遇，这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 　　此外，我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说法。“士”作为知识分子的前身，曾是四民之首、社会重心，既是其他阶层的表率，也是将民意向上传递的桥梁。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带有更多思想，教书育人，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时代的容颜，也将影响中国未来至少20年。 　　中国青年报：为何把高校青年教师称作“工蜂”？ 　　廉思：“工蜂”在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工蜂”弱小，但有力量，虽有集体协作，但也独立作业。“工蜂”一生从不停止工作，它们持续酿造蜂蜜，恰似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此外，“工蜂”一旦遇到侵害，会用蜇刺进行还击。这很符合当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其他社群相比，具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高校青年教师是强烈关注现实、对社会“背阴面”持最激烈的批判态度、并有足够影响力的一个群体，思考和发声会贯穿其一生。 　　中国青年报：“工蜂”现象在社会其他群体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廉思：各行各业都有“工蜂”。如果用“蜂巢”来比喻大学及其等级分明的行政体制，“蜂巢”又何尝不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呢？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工蜂”身上折射出的时代侧面，“也能让一些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影子”。 　　1999年后的高校扩招造就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文化知识的传播人群迅速扩展。这些人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互联网又为这批青年人的话语表达开启了一个全新空间。他们以年轻人的激情和专业特长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后必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工蜂”既是青年知识分子，又以自身智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我把研究“工蜂”族视作理解当下社会、了解青年知识分子乃至中产阶级状态的一个路径。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 　　逾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成为一线工作的主力，但所得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3年内发表6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由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1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