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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地名志,说文明史
地名志是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编辑出版的地名资料书,一般是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其内容主要包括地方综述、政区地名、政区沿革、地名(乡、镇、村)的由来、隶属关系变迁、名胜古迹、人工建筑、地理实体、地名艺文、附录、附图、地名索引等篇章。县级以上(含县)出版发行的地名志,具有法定的性质,是加强地方地名管理和标准使用地名的重要依据。
《玉田县地名志》成书于1998年,记录了玉田传统地名800多个。这些简单而又朴实的地名,承载着它产生、发展及变化的史实,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研究地域文明的重要依据。本文试图以传统地名为线索,对玉田县的发展历程进行粗浅的解读。
1、仔细研究《玉田县地名志》,肯定会对“沧海桑田”这一成语加深理解。是的,在历史长河中,玉田县的自然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潮洛窝乡政府所在地潮洛窝村原来写作“潮落窝”,这是为什么?答案是:古时,每当涨潮时,海水便从渤海从南向北涌来,这里则是它的落潮之处,村名潮落窝乃是由此而来,后来讹写为潮洛窝。该乡有个小村,是明代永乐二年邵姓所建,村旁曾有一湖,故名邵湖庄。后来湖水干涸,谐音改为邵胡庄。如今,这一古湖早已不见踪影。林头屯乡的老君屯为明朝嘉靖年间孙氏立庄,原名大泉屯,因村边有一眼大水泉而得名。后因泉水流量过大,时常淹没村里的耕地,村民便把根治水患的希望寄托在太上老君的身上,家家户户供奉老君,这才改名为老君屯。可是,这眼大水泉早已滴水全无。
从《玉田地名志》中可以看到,一些古河道也神秘地隐去了自己的身形,仅仅保留在民间传说之中。比如,玉田镇北部有座孤立的山头,山下曾经有条南流的古河道,相传此河乃是辽代肖太后的运粮河;山脚下还曾建有装卸码头,所以定山名为码头山。码头一侧逐步形成村落,取名为码头山村。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运粮河逐渐干涸,码头遭遇冷落,山名改写为马头山,山下之村也就改写为马头山村。这条古河道究竟发源于哪里?流向何处?因为什么原因失去踪影?这些问题早已成为难解之谜。类似情况还有:石臼大洼有个村子,为明朝永乐四年(1406)卢、贾二氏迁民立庄,当时有一条北来的古河,河水绕村流过再折向正南,该村好像坐落在河湾土丘之上,所以起名为芦甲岫(今属石臼窝镇)。如今,谁也说不清这条古河道的来龙去脉。
对于玉田一带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丰润籍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在给《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作序时曾经发出如下感叹:“自《水经注》成书以后,已经千余年,北方日趋干旱,许多河流不复存在,存者或改道或断流,与昔日之水文地貌,大不相同。如今丰润玉田界内,曾见于《水经注》之河流,三之二不见”!
2、从《玉田县志名志》可以看出,玉田县所属各村的始建年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早的始建于春秋时期,最晚的始建于新中国建立之后。这种情况正好说明,玉田县的开发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不错,玉田县是个古县,从建县之日算起,迄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但是,开发较早的仅仅是北部地区。以玉田镇为例,林东、周庄、东马头山等村落都是“古村”(特指那些立庄于唐代以前的村庄),西马头山、查家屯、北白塔等村为唐代建庄;东西蒙各庄、沈官屯、陶官屯、曹定府始建于辽金时期,三里屯“至晚建于元朝”;大王庄乃是“宋朝王氏建庄”。另外,北部地区的孤树、大安镇、唐自头、彩亭桥、郭家屯、林头屯等乡镇,都有一部分村庄始建于唐、辽、金、元时期。
南部地区地势低洼,600年以前经常是汪洋一片,虽有一些地势略高的土岗,上面也是野草丛生,人迹罕至。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1402~1424),为巩固北部边防,改变北京周围地广人稀的状态,大力推行军屯和民屯,玉田境内不仅迁来兴州左屯卫的九千多名官兵(军屯),而且有“奉诏而来”的数百户移民到这里安家落户(民屯)。正是这些“屯田”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南部洼地建起一个又一个村庄,把人迹罕至的处女地开垦成万顷良田。
所谓“立庄”,并不是说某人从某处迁到这里,搭了个窝铺,或盖了几间房子住下来,就形成村庄了,就有村名了。实际情况是,立庄人选定一个地点居住下来,又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繁衍,一口人变成几十口几百口,一家一户变成数十家甚至数百家,这才成为聚落,才发展成真正的村庄,才有了自己的村名。据康熙志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全县村庄总数为160多个,证实明代初期建立的移民点,经过300年的繁衍,只有为数不多的聚落达到了“村庄”的规模,其他聚落的户数与人口数仍然不多,没有资格荣登《玉田县志》这个大雅之堂。可是,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仅仅相隔70多个年头,玉田县的村庄数就增加到500有余,比原来的3倍还要多,说明享有盛誉的“康乾盛世”确实名实相符,人丁兴旺,发展速度大大加快。
3、战争的残酷性与破环性尽人皆知。自春秋时期直至明、清交替时期,玉田多次成为两军交战的战场,人民群众在战争中蒙受了惨重的创伤。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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