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心有戚戚焉”.docVIP

“于我心有戚戚焉” 　　二○一五年十二月外出半个月，月底回到所住的泰康之家，桌上放着一部文稿，是我不在时一位中年人专程送来，并附了一封信。写信人自称“打工者”（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九九○年来北京的，一直在北大附近的中关村一带漂泊，现在全家人都在为硅谷电脑城一位老板打工），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又为精神的苦闷不能自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了鲁迅，立刻被吸引，并沉迷其中，而且有了自己的体悟。心有所感，不得不发，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我打开一看，书名“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心怦然一动：这也是我一直在追问的问题，还专门写了文章（李国栋的书里也曾提及）。看看这位“打工者”如何回答吧。刚看一两章，就被抓住、镇住了，而且引发了许多的回忆和联想。 　　四十多年前，我也写过这样一本书，题目是“向鲁迅学习”，是手写的，请朋友代为装订成册，那时还没有条件像李国栋这样打印成书。那是“文革”后期，我在贵州山区的一所师范学校教书，三十多岁，正是今天的李国栋这样的年龄。一九九六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也许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喜欢和年轻人来往。于是聚集起了一批人。有工人、知青，也有少数在校学生。我们当时的个人处境都不太好，但忧心忡忡的，却是国家的命运，以及世界发展的前途，我们最热衷讨论的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与‘世界向何处去’。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问题，逼着我们去思考，去探索。我们内心有太多的痛苦，要寻求可以向他倾诉的朋友和导师。于是，我们找到了鲁迅。”记得差不多每次聚会，都要读鲁迅作品，一般是由我先讲，然后自由讨论。我自己更是每天读到深夜，写下了许多笔记。这样的讲稿与笔记积累多了，就编成了一本《向鲁迅学习》。当然无处发表，多次想寄给大学的老师、研究鲁迅的专家看看，却又顾虑重重，既有自卑心理，不敢打扰专家学者，又自知自己的思想有点异端，怕惹出麻烦。最后献给了老伴，算是找到了最好的去处。 　　我的回忆文章最后说：“鲁迅，正是在那个不寻常的岁月里，在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处于空前的迷茫、饥渴的时代，走进了我们心中，并和这一代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文革”结束以后，我终于有了机会通过读研究生成了鲁迅研究者，圆了自己的梦。“尽管人们把我叫作‘教授’‘专家’，但我却一直以‘精神流浪汉’自居”，“因为我与鲁迅的关系，绝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那样的冷漠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纯客观的）关系，而是两个永远的思想探索者之间的永无休止的生命的热烈拥抱、撞击，心灵的自由交流”（《知音在民间》，收《走进当代的鲁迅》）。这大概就是我与李国栋还没有见面，就“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原因：我们同是“精神流浪汉”，我们需要鲁迅，是因为精神的需要，内心的需要。 　　问题是：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没有精神需要？又是怎样的需要？ 　　不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后期贫困落后、危机重重的中国了。李国栋在他的书里也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据说很快就要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看一看国民的餐桌、衣着和无限扩张的城市边际线，鳞次栉比的楼房，应该说，我们是富裕了。”当然，也还有贫困地区，但总体而言，全面奔小康，已经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了。 　　怎样看待这样一个日趋富裕与强大的中国，下一步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这是放在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和未来的人面前的问题。而且应该承认，不同的人群对问题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民意的分裂，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我们讨论的问题范围，与对鲁迅的认识有关的，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分歧。 　　首先是有人说，中国的日趋富裕和强大，就证明了中国现行制度正确，中国文化优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中国制度、道路、文化、发展模式普及推广，拯救危机重重的世界。当务之急是增强民族自信，讲好中国好故事。像鲁迅这样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起码是不合时宜，说严重点，就是扰乱人心，有碍稳定团结。这种观点在当下中国，是占主流地位的，这其实就是李国栋和许多人为之忧心忡忡的中学语文教育中鲁迅作品教学被竭力淡化的内在原因。李国栋深恶痛绝的那些以批判鲁迅为荣的学者、教授，不过是深深领悟了有人不便明说的意图。 　　其二，在认识甚至深感中国危机的人群中，对中国危机在哪里，如何解决中国危机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也是本书第六章《制度与人》所讨论的问题。其实，前几年盛行一时、今天也还颇有市场的“捧胡（适）贬鲁（迅）”风里，提出的理由，就是胡适关注制度问题（主要是引入美国制度）就比鲁迅空谈批判国民性要深刻、重要得多。本来，强调制度的变革本身并不错，在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更具有极大的迫切性；问题是不能把某一具体制度绝对化，更不能以为只要建立了好的制度，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就会进入误区。这就是本书作者一再强调的，制度是要人去执行的；这也是本书多次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