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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绘画美学及地位之认定 　　摘要：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在元代达到了顶峰，并上升到新的阶段。这一时期，谈禅成了一种风气，涌现了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家，而元四家中最受推崇的要数倪瓒。他以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萧条淡远的画风、沉浮坎坷的经历将中国文人的生活情愫与理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文章将简要探讨倪瓒的绘画美学及其历史地位形成的诸多影响因素，并认为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论”是倪瓒在中国画史上历史地位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关键词：遵气说；南北宗论；遘品 　　检索：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6）05-0112-02 　　前人对于倪瓒各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专门对倪瓒历史地位的研究则较少，尤其是对于倪瓒在中国画史中的地位与明代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的关系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文章将简要探讨倪瓒的绘画美学及其历史地位形成的诸多影响因素，并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是倪瓒在中国画史上历史地位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子等，江苏无锡人，元代四大家之一。其家为江南首富之一，幼年丧父，在兄长的庇护下长大.后加入全真教，过着优裕富足的生活。兄长与嫡母相继去世后，倪瓒继承家业。他一面读书，一面经营兄长赠送的清宓阁。收藏了大量书画作品，并与名士交游甚广。《明史.隐逸传》与钱益谦《列朝诗集小传》都记叙了倪瓒“至正（134.1-1369）初，海内无事，忽散其资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兴兵，富家悉被祸，而瓒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从倪瓒在14世纪加年代后期作的自传体诗《述怀》中，哀叹自己的今昔遭际可以得到印证： 　　“嗟余幼失怙，教养自大兄……贵富乌足道，所思垂令名，大兄忽捐馆，母氏继沦倾…钓耕奉生母，公私日侵凌…输租膏血尽，役官忧病婴，抑郁事污俗，纷攘心独惊……”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倪瓒跌宕起伏、颠沛流离的一生。年少时家境富裕，渴望富贵功名.这与后人眼中淡泊名利、超然物外、有着庄子“出世”情怀的倪瓒似乎相距甚远。但是，正如李泽厚所说，儒家的入世精神讲求“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性必须符合和渗透社会性才成为人。儒家思想对倪瓒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或许在不同的阶段儒、道、释产生的影响不同，但孔门儒学作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未淡去。 　　元朝排斥汉人，当时把中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最上等，汉人居最末，因此，汉人想要在元朝谋官简直难于登天。除此之外，元朝取消了科举取仕的制度，许多士人得不到晋升之阶，他们一方面抒发怀才不遇之志，一方面只能寄情于山水。虽然倪瓒与其兄都加入了可以享受一定特权的全真教，但在其兄死后，倪瓒不得不独自负担起庞大的家业，尽管受到全真教的一定庇护，但最终家财随之沦丧殆尽。从14世纪30年代开始，各种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严重的的饥荒与瘟疫。此种情势之下，蒙元政权只能加重赋税，并滥施刑罚。面对这种社会情形，当初追求功名的儒家理想已经渐渐消磨殆尽，这时儒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政治思想使得倪瓒选择了自由闲淡的生活，不问政事，只能寄情于山水。按照李泽厚的说法，这种人生态度和生命存在，并不是一般感性的存在或混世的人生态度，而是具有形上超越和理性积淀的存在和态度。从而，它可以为苦难的生活带来一丝慰藉。 　　后人研究倪瓒的美学思想主要是根据倪瓒的“逸气说”和“聊以自娱耳”来展开的。通常认为他的作品即是为了“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倪瓒的画中，树石仍然是很写实的，并非“不求形似”，只是笔法更注重个人风格，更自由如意。如倪瓒画中常见的亭屋茅舍、山汀水渚、枯木竹石都被仔细刻画，正符合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可行、可居、可望、可游”的理想标准。倪瓒的竹也是非常写实的，符合他一以贯之清淡、萧疏、孤寂的画风。倪瓒自己也承认他作画并非一开始就“不求形似”，在《为方涯画山水题》中，他写道：“我初学挥染，见物皆画似；郊行及城游，物物归画简……” 　　虽然倪瓒的画在一定程度上是写实的，但不同于西方绘画的“再现”或“表现”。相对来说，中国山水画是情景交融的，这两者经常混同交融，合为一体。因此，倪瓒的画并不属于纯粹的“应物象形”或模仿自然，而是融入了个人思想情感、审美意识的产物，不仅表达自己孤寂的内心情怀，也是当时所盛行的道家“独善其身”思想的反映，即在山水之中顿悟，在画面之中求虚静、淡远的境界。 　　到了明朝后期，倪瓒被董其昌捧为“元末四大家”之一。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明代书画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擅画山水，曾师法倪瓒，尤其是他以佛家禅宗喻画所倡导的“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深远。 　　董其昌将画分“南北二宗”。北宗以李思训父子为肇始，流传至马夏辈；南宗则以王维为宗，传至米家父子以至元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