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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服在明代的作用与影响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赵连赏 通常我们在不了解绘画人物经历的情况下，通过直观人物画像冠服的不同纹案装饰内容，对照明代服饰制度，也能够判断出其中一部分人在其人生最辉煌时期的身份地位，比如，仙鹤是文官一品的装饰纹案，狮子则是武官一品使用的纹案等依次类推。但还有一部分人物服饰的装饰纹案，再用这种方法做判断，答案就不一定会准确，比如，有饰蟒纹、飞鱼纹、斗牛纹者的图像，它们所表现的等级含义就不易被确定。 那么，这些不易找到确切答案的服饰纹案在明代的服饰系列中具体的名称是什么？有无等级区别？表现形制如何？使用这些装饰纹案的服饰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赐服的使用范围和种类等级 在明代长达277年的统治时间里，服饰制度作为国家的典章制度，起到了礼序国家、稳定社会的作用，为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或许有些人还不知道，在明代的服饰中，有一种并不属于国家典章制度的服饰，它却在维护大明王朝的国家统治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这种服装就是赐服。 赐服的定义十分简单明确，指的就是由皇帝恩赐给有关人员的各类服饰。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赐服并不属于明代正式的国家服饰制度内容，[1]但这并不代表赐服地位的不重要，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赐服盖由皇帝所赐缘故，穿着者在社会上具有一种超越普通人群服装的特殊效果，能够彰显穿着者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所以，赐服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也就非同一般了。 赐服并非明代所创，之前的许多朝代都有赐服存在，只是内容形式、所赐等级范围有些不尽相同。如在武则天时期的延载元年（694）赐给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各类图案的绣袍亦属赐服。[2]又如，宋代延续唐、五代旧制也是由皇帝赐给朝臣们各类赐服较多的朝代之一。从宋初太祖赵匡胤在建隆三年（962）十月赐给近臣、军校锦衬袍和其他不同官阶官员各类名锦开始，到后来的赐服色、赐锦袍、赐鱼袋等，种类繁多。因宋代的赐服多发生在交季时期，所以又被称为“时服”。[3] 明代赐服虽不属于国家的正式服饰制度范围，但赐服现象却又广泛存在于明代的政治生活之中。它来自于国家官服形式，但又游离于服饰制度以外；既飘忽虚拟，又华贵具体。可谓是不入服饰制度，又高于服饰制度的制度，地位不可小视。 ? 1、赐服的赐给对象和内容 明代赐服的涵盖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一般能得到这种特殊服饰的主要有三类人： 第一类，少数朝臣有功于朝廷或名人后裔，因他们业绩优秀或身份特殊受到高于自身品级官服的特别赏赐。如，《明史·舆服志》历代赐服中记载的：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自学士罗复仁始。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4]又如，首开利用蟒服赐给朝臣先河的孝宗朝辅弼大臣谢迁、刘健、李东阳三人，因他们分别发挥自己特长，共同辅政，成绩卓著，被时人形容三人配合完美默契，有“李公某，刘公断，谢公尤侃侃”[5]的赞语。孝宗皇帝为表彰他们的出色工作，自大明王朝建立以来，首次破例赐给他们每人蟒服，以之鼓励。 第二类，赐给宫中宦臣。以蟒服为赐服下赐臣属，起初并不是首先从大臣开始的，而是由宦官们最早享受此殊荣。《明史·舆服志》引《大政记》：“永乐以后，宦臣在帝左右，必蟒服。”[6]跟据明代的史料记载统计，明代使用蟒服这类高级赐服形式最多的人群，当属宦臣群体（图一）。[7] 第三类，赐外蕃之王和出访的使臣。《明史·舆服志》：“永乐中，赐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犀带。”[8]《补遗》卷一：“（正德初年）其时有日本国使臣宋素卿者入贡，赂瑾黄金千金，亦得飞鱼。”[9]这里记载的只是麒麟和飞鱼服两种，而从一些遗留下来的明代文物上看确不仅于此。现藏于日本京都庙法寺中原明代万历年间世宗皇帝赐给当时日本国王丰臣秀吉的服饰中，就有蟒、麒麟、飞鱼等数种。 2、赐服的种类和等级 赐服虽然是由皇帝送给臣属的礼物，有皇帝随意赐给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还是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如在成化元年，泰宁卫都督兀喃帖木儿向皇帝祈求赐给蟒服，被宪宗皇帝拒绝。[10]在实际的赐给当中，也是有一定等级区分的，内容大致分为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白澤、其它补子，玉带、犀带等。皇帝会根据臣属的官职位置和对朝廷的贡献大小，赐给相应不同的华丽服饰，以资鼓励，进而达到维护统治封建国家的目的。 （1）蟒服 一般而言，蟒服在赐服中的位置等级是排第一位的。其中，蟒服上所绘蟒兽纹饰形象是区分等级的标志。分有“坐蟒”与“行蟒”两种，坐蟒尤贵。《明史·舆服志》：“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正向，尤贵。”[11] 万历首辅张居正，从神宗初年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方面，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方面，启用名将戚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