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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中山先生之初心 　　今年11月12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当我们缅怀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时，自然会联想到他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字，据统计，目前可见到有受主的“天下为公”题词已达数十件之多。一百多年前，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并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同时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这是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核心的内容。而“天下为公”正是中山先生提倡和实行三民主义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界，也可以说是中山先生为改造中国而奋斗之初心。 　　在各类常见的学术著作和工具书中，多称“天下为公”之语，出典于中国传统儒家经籍《礼记》（即《小戴礼记》）的《礼运》篇，实际上《孔子家语》也录有《礼运》篇，除个别文字外，基本与《礼记》所录相同。只是《礼记?礼运》中记录和阐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同”“小康”思想，而《孔子家语?礼运》没有提到“小康”。相比而言，《孔子家语?礼运》较为古朴，而《礼记?礼运》最为完整，是学术界重点研究的文本。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尤熟悉古代流传下来的《诗》《书》《易》等典籍，他融会历史上诸家思想，加以提炼，创建了儒家学派。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哲人，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因为他上承三千年的华夏文化，又开启其后2500年的中国文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关心现实、重视民生、重视伦理、重视教育、重视实践，长期统治中国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了孔子，也就有了“南方夫子”言偃北上投师孔门学习儒学。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春秋末吴国人，孔子七十二门徒中唯一南方弟子。言偃以熟悉孔子所传的古代典籍著称，故在孔门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指古代文献）四科中，列于文学科之首，其成就也最为显著。 　　《礼记?礼运》篇以言偃问、孔子答的形式，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其中提出的“大同”与“小康”概念，是古代儒家所宣传的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理想。“大同”是指“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社会，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上古时代社会政治景象，描写的是当时人理想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小康”是指“天下为家”但注重诚信礼让、效法仁爱的社会，也是儒家认为可以达到并实现的现实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而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为了维持这种社会的秩序，就必须提倡礼义，“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这种“小康”社会所描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相继而起的“盛世”景象。“小康”由“大同”演变而来，这种社会虽然尚未达到“大同”社会那样最高的理想境界，但毕竟是有正常秩序的。孔子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春秋时期，在他看来，“大同”已遥不可及，但“小康”通过礼的约束还是可以实现的。《礼运》所展示的“大同”“小康”社会理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王文锦先生认为，《礼运》中“这类光辉的语言，并不因为年长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极为精炼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近现代如康有为、谭嗣同、邓小平等思想家与政治家，又赋予“大同”“小康”新的含义，都是受到孔子思想启迪的结果。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广东香山人，因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后即以中山名世。中山先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0岁入私塾读书，13岁随母至檀香山，受长兄孙眉资助，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较为系统的西式近代教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山先生身处这一时代，目睹清政府卖国、专制、腐败，逐渐产生了反清和建构救国救民的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西方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格局，这种外来冲击，使中国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