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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给的快乐 　　假如让你选择从20岁重来一次，你愿意吗？ 　　有一次，我们几个从事幼儿教育的同行聚在一起，讨论着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天天和孩子在一起的我们，也变得和孩童一样天真。最终的结果是，一半的人选择了愿意，剩下的人要么不愿意，要么不明确选什么。而我，就属于不愿重来的人。 　　是啊，人生不易，不能要求每一步都是对的，只愿每一步都是无悔的。纵然回到20岁，我的一切想法可能依然和第一个20岁没有什么差别。回头想想，我有一份在别人眼中还算阳光、稳定的职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最重要的是我还有一个可爱、乖巧的女儿。人生若是重来，我怎舍得与上天送给我的这位天使擦肩而过？ 　　26岁那年，我成为了一个母亲。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我警觉到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等待的。然而，同很多教育工作者一样，我常有这样的困惑，那就是――“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一部美国演员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幼儿园特警》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施瓦辛格作为便衣警察到一所幼儿园里工作，第一天下班回到住所，站在床前，脸上一副劳累和木纳的表情，然后“咚”一声，整个身体一下倒在了床上。这时他的同伴进来问他“怎么了”，施瓦辛格半闭着眼，有气无力地说：“别理我。”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幼儿教师都会由衷地感叹：电影的导演和编剧怎么就把幼儿教师的状态表现得如此准确！ 　　不过，我在家里对孩子她爸说的不是“别理我”，而是“别惹我”。长期以来他也就习惯了，但女儿就很委屈。因为我白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说了一天，回到家里常感觉嗓子难受不想说话。晚上，我和女儿常常有这样的对话： 　　“妈妈！给我讲一个故事吧！” 　　“嗯。” 　　“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再回答一次！”因为在平时的对话中，女儿声音太小的时候我就是这么鼓励她的。 　　我继续用疲惫的声音对她说：“妈妈嗓子累了。” 　　“妈妈，勇敢一些，你能行！” 　　“可妈妈嗓子痛，只有这么小的声音了。” 　　听了我的话，女儿好像明白了什么，就说：“妈妈，这样吧，你就用很小很小的声音讲，我能听清楚的。”于是，我就用小得可能只有自己和女儿才能听得见的声音给她讲《小蛇多多》的故事： 　　从前，有一条小蛇叫“多多”，为什么叫“多多”呢？因为他每次总要吃很多的东西…… 　　我把清亮的声音给了幼儿园的孩子，可留给女儿的是什么呢？没有优美的音色，没有高低变化的音调，可女儿却听得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满足。 　　和很多成长中的幼教人一样，我曾经不止一次怀疑自己是否选对了职业。加班加点地写教案、撰文章、记个案……工作的担子和压力一度使我萎靡不振。 　　迷茫之时，一位前辈真诚的话语使我陷入沉思，她说：“放弃和坚持都不易。但若是放弃了，你不觉得之前那么多的努力可惜了吗？不为别的，你至少要等女儿从幼儿园毕业后再去想别的事，对吗？” 　　前辈一席话，一下子点中了我的“穴”。我暗自下定决心，再怎样，我也得陪伴女儿在幼儿园的日子。 　　因自己所具备的专业性，我比一般家长更注重陪孩子说话。每天睡觉前，我都会和女儿进行谈话，说说今天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小班的时候，女儿说得最多的是，今天吃了抄手、饺子，老师奖励了她一张小贴画；中班的时候，女儿最喜欢说：“今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玩。玩大型玩具，玩活动区……”到了大班以后，女儿的谈话内容丰富了起来，她津津乐道地说她今天交了哪位好朋友，他们自由活动时怎样玩“主人和狗”的游戏；她告诉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爸爸陪着她骑车，妈妈和她一起看书……一个个欢乐的片断组成了女儿多彩的幼儿时光。 　　有一天，女儿突然问我：“妈妈，你今天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听到女儿的提问，我怔住了――对呀，从来都是我问女儿问题，听她讲述，现在，女儿也开始想要关心、倾听妈妈的世界了。我开始在脑海里快速搜寻这段时间发生的趣事：看到女儿上公开课大胆发言时，我很欣慰；听到班上孩子说“老师不是女孩，是女人”时，我捧腹大笑；看到幼儿园的老师们在表演搞笑节目时，我眼泪都笑出来了……我开始眉飞色舞地向女儿讲述幼儿园里发生的趣事，和女儿分享生活、工作中的快乐。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的工作中居然有那么多快乐的事情。 　　后来，我和女儿的谈话又加入了新的内容，那就是――说完最快乐的事情，再说说最不快乐的事情。中午尿床，老师添饭太多吃不下，做游戏时怕被“大灰狼”抓住……这些在成人眼中微不足道的事，却成为女儿心里不快乐的事。同时，我也向女儿倾诉自己的不快乐：一个男孩被别的男孩推倒了，额头上摔了一个包；做课间操时，我们班晚到了几分钟，被园长批评了；我给小朋友讲故事时，一个孩子总“捣蛋”……不自觉地，我和女儿听完对方的“不快乐”，都会跟对方说几句安慰的话，或说说自己的感受。“好可怕！”“过几天就好的！”“没关系的！”……看似空洞的安慰，却能让对方感到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