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东即见春风.docVIP

屋东即见春风 　　倏忽间离开我的故乡北京已逾12载，可谓“年华衮衮惊心”。又值岁末，客居瑞士小城的我，在洋人的圣诞里遥忆中国的新年。 　　儿时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我一直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经历全球化和数码技术所带来的变革，世界也并非“扁平”，七八岁的我从未见过电脑或iPad，仅有的玩具是一盒积木和一筐小人书。但我的童年在爷爷奶奶的爱护和家人的照顾下是自由和欢乐的，这种自由和欢乐在过年时就达到了巅峰。 　　各家在要过年时，大约都有个开始筹备的“仪式”，虽然仪式繁简由人，但在此之后，年味愈盛。邻居家有扫房的、裁新料子的、开始买剪窗花的红纸卷儿的，以上种种，不一而足。而我家的这个小仪式是从爷爷买回水仙球开始算起的。我爷爷是个聪明又浪漫的老头，他会在我生日时送我一棵石榴树，情人节时给奶奶买玉兰油面霜，所以他养的水仙永远能精准到在除夕夜锦簇胜放，实在不足为奇。具体不记得什么时候了，有天回家时他会从包里摸出几个报纸包着的还沾着泥巴的水仙球，他拿小刀在表皮上刻开几个十字口，然后找出椭圆形的紫砂浅盆装上鹅卵石和清水，把水仙球洗干净“架”上去。家里的三间正房，包括太奶奶（我们都叫太太）的桌上，都会放上一盆。这样平淡的举动没人会特别在意，那光秃秃的水仙球当时看来也毫无意趣，但我的小心脏，却因为这不动声色的仪式而暗自雀跃起来，我知道，快过年了。 　　爷爷家是个独门独户的小院，有三间朝阳的正房。正房对面右边是厨房，左手边是个单独的小砖房，正中过道直通大门。厨房边是太太的鸡笼，院子正中一只碧色的粗陶大缸，几尾小金鱼怡然嬉戏。夏天时金鱼缸后面摆放着各种花草盆景，米兰、文竹、冬青、茉莉……我们就在金鱼缸前支小桌吃炸酱面。不过这些花草金鱼到了冬天都要搬到屋里避寒，炸酱面也没有了，不过这一切的暂时消弭在过年时又重归了活力，且不说爷爷的水仙延续了花草的蓬勃，炸酱面更是被丰盛且层出不穷的美食所代替。 　　说起丰盛和层出不穷，就必得提到年前最热烈的劳作，办年货。之所以用热烈这个词，是因为置办年货时人们的慷慨、快活和不分昼夜地采买准备，预示着光阴刻度里最恣意丰饶的时光。我很喜欢听大人们无意中谈起，“这野鸡脖的韭菜都涨到3块一斤了！你说这一过年，什么都贵！”“可不是！但贵也得买啊！别的韭菜不够味儿啊！”这样的抱怨混杂着些微的得意，语速快，嗓门儿高，手下的活儿不能停。大宗年货的采买轮不到我们这些孩子插手，只知道不知不觉间幽暗寒冷的小厨房里就堆满了各色袋子、报纸包裹的吃食，那个年代爷爷家只有一个小小的海尔绿色电冰箱，于是除了海鱼、大虾，这些必得冷冻的东西，大块的新鲜牛羊肉、菌菇干货、不当季的精细蔬菜和瓜果都被存放在只有煤气灶却没有火炉的小厨房里。奶奶开始准备做江米酒的糯米和酒曲、炒红果的山楂和白糖，并且刷洗一个青瓷大瓮来泡翠绿的腊八蒜，金边八角雕漆的果子盒开始丰满起来，冒了尖的五香花生和西瓜子，随便吃！关东糖，长条的或是糖瓜状的，都粘着面粉，裹在报纸里，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我表妹珊珊五六岁时，我们俩是偷糖瓜的“搭子”，经常潜入冰冷漆黑的小厨房，一个人放哨，一个人进去掰糖。说是掰，是因为糖被冻得脆硬，必须使力折断，而且也没法做到均分，但大小没人在意。糖瓜遇热会化掉，所以一般是现掰现吃，就地“分赃”，糖块在嘴里融化后变得黏稠甜蜜，两个小人儿幸福得只顾大嚼，手脚虽是冰凉但却如沐春风里。除了关东糖，过年时我还去偷吃过猪肝酱。猪肝酱在当时是很稀罕的吃食，巴掌大的一块，粉糯方正，据说是要抹在面包上吃的，但是自从尝了第一口之后，那丰腴柔滑的口感就像谜一般的吸引着我。我不记得有多少次秘密地潜入小厨房，用小刀轻轻地片下一层，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让满足的味蕾在香浓中起舞。如今出国多年，名贵的鹅肝酱不知吃过多少，但那样的美味，驷马难追。 　　年货置齐之后就是人人翘首企盼的过年的顶点――除夕的那一桌家宴年夜饭。中国人的年夜饭各家菜色不同，南北差异又极大，但能上年夜饭桌的必是集了每个人的拿手菜之大成的“献礼巨制”，所以平素吃得到的，年饭上会吃得更酣畅；平素吃不到的，年夜饭必会让人大快朵颐。还有另一不同之处是，因为除夕夜守岁的习俗，很多家里的酒食都可以通宵达旦，所以基本上是吃了一拨又一拨，吃了米粉肉又见酱牛肉，苏轼曾有诗云“守岁接长筵”，实在是恰如其分。 　　因为大年初一是奶奶的生日，这就使得爷爷家无论是从准备到吃年夜饭都比别家更繁琐、耗时更长。大约是从除夕下午的4点多钟，所有的家人都会聚齐，各司其职地开始自己的“工作”。掌勺最多的当然是我家厨神一般的存在，我姑父。我姑父的拿手绝活甚多，可以说他在厨房坐镇，就是王牌美食的保障。其中我的最爱是他的软炸里脊。当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盆黄灿灿、油亮脆嫩的里脊，我们这帮孩子都会蜂拥而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当年到底是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