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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 ? 我国对赵树理的研究至今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虽然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几乎没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他的研究却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大体上划分为四个时期：1943—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倡导期；1949—1966 年的评介期；1966—1976 年“文革”期间的停滞期；1978 年至今的纵深期。 一、倡导期 1943 年 9 月《小二黑结婚》发表，扉页上有彭德怀的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第一版印行 20000 册仍供不应求，可以说，除了赵树理小说自身独具的魅力外，政界要人彭德怀的引荐，使赵树理的作品得以在解放区、根据地更广泛地传播，为人了解。这个题词成了赵树理研究的一个导火线、生发点。 实践证明了赵树理小说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个 40 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热情的赞扬。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为指导原则、以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将作品中反映的生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行比照，整个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学理性较弱。批评的主力军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及赵树理故旧亲朋中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1](P23)。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2]。文坛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周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作品。如郭沫若《谈〈李家庄的变迁〉》[2]、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2]和《论赵树理的小说》。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评论是周扬于 1946 年 8 月 26 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的地位因之得以确立。尽管 1948 年底和 1949 年初发生了对《邪不压正》的分歧，但并未对赞美的主旋律发生多大干扰。 这个时期对赵树理的肯定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其作品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深刻描写农村阶级斗争，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二是从艺术上肯定他塑造了生动的农民形象，运用口语和民间文学传统，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这个时期主要是一些评论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回忆和评述赵树理的生平、思想、性格、文学观、创作的基本情况等。李普《赵树理印象记》，记述了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想“做一个??? 文摊文学家”的文学观[2](P23)；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2]，通过五个日常生活片断，反映了赵树理朴素、平易近人的性格；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4]，揭示了赵树理创作的“不尽源泉”……这些文章多立足于《讲话》中有关作家论的思想来展开评述。 （二）有针对性地分析赵树理创作的特征和意义。当赵树理在解放区崭露头角，尚未得到知识分子圈子的认可时，周扬就指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4](P1)，赵树理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4](P10)。他还较系统地从人物、语言方面作了分析。周扬以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以共产党文艺方针代言人的身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赵树理及其创作作了评价，其结论在这一时期的赵树理评论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总结出赵树理创作的 3 个特点——“政治性很强”、“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义”，首先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2](P171-175)。二人的表述为这一时期及下一时期前期对赵树理的评价奠定了颂扬和提倡的主调。 二、评介期 ?1949—1966 年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评介期，基本上承袭上个时期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政治倾向鲜明。但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正式建立和赵树理仍在不断创作，对赵树理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对赵树理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并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有关赵树理的资料。 （一）与上个时期一样，此期仍有许多关于赵树理生平、思想的回忆和介绍，以及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2]，记叙了他对赵树理的印象。另有刘真的《我的老师严文井、赵树理》（《光明日报》1956-03-10）、万曼的《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5]、张瑞华的《赵树理在太行山》（《光明日报》1958-01-05）等。映白《“第一颗硕果”——〈小二黑结婚〉》（《前哨》1956，5）从主题、人物、情节、语言来分析作品，是这个时期较为系统的一篇论文，类似的有王中青《论赵树理的〈三里湾〉》[2]、傅雷《论〈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2]、唐弢《〈锻炼锻炼〉中人物描写上的焦点》[2]、冯健男《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