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docVIP

帕慕克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 　　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华兹华斯是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但帕慕克恰恰把他的话用在了城市：“身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可能感到孤独，但是让城市成为城市的东西，也恰恰是这种能够在人群中隐藏自己头脑里的怪念头的可能。”显然，书名不仅寓意人物的想象，也指那座主人公不停行走其间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是的，帕慕克又在写伊斯坦布尔了。和《我的名字叫红》里面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不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把时间轴定在了这座城市的1968到2012年。作者也不再写和自己更贴近的中产阶级，而是去写一个街头小贩――麦夫鲁特?卡拉塔什，几乎从1970年开始，他就在伊斯坦布尔街上卖钵扎。通过他的眼睛，帕慕克在笔下展现了土耳其40年间的社会变迁，相比他过去比较个人化的视角，这一次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审视和记录应是更加全面、更加真实。 　　麦夫鲁特是典型的底层阶级，这也许会让你想起以往读过的狄更斯――那种书写小人物种种奇遇的故事。帕慕克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自己对狄更斯的喜爱，喜爱他的语言和幽默，但这种喜爱有限且克制，他不喜欢狄更斯的煽情故事，“有的时候，他让角色喋喋不休，非黑即白，显得滑稽”。因此，在这本书里，虽然帕慕克的确特意设置了一些狄更斯式的人物，但它并不是一个煽情故事。“创造一个表面化的或煽情的催泪角色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这儿这个小伙子和你我一样非常正常，还贫穷潦倒。我可能一直在悄悄地对自己说――别管他，你会发现他有意思。”有意思的平常人，这大概就是帕慕克花了6年时间试图在书中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格，所想要麦夫鲁特成为的样子。 　　你也可以说麦夫鲁特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角，或托尔斯泰式的主角，或普鲁斯特那样的角色。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里，你不会看到作家谈论食物，甚至根本看不到食物。而麦夫鲁特，却是以卖酸奶、冰激凌、鸡肉饭，最重要的是靠卖钵扎为生。帕慕克说，如果自己来将写作者区分成两种，那么，将不会分成煽情的和戏剧性的，有趣的和严肃的，而是：津津有味地谈论食物的作者，以及不提食物的作者，他自己当然是前者。 　　为什么说卖钵扎是最重要的呢？奥斯曼时期的土耳其人很喜欢这种轻发酵的含酒精饮料，因为它让喝点啤酒合法化了――这东西稍带酒精，人们却从不去想里面有酒精。因此，它是某种象征。在帕慕克小时候，穷人穿着农民一样的衣服，在街上叫着：“钵扎！”他就和祖母、家人一起，像他书里写的那样，在楼上的窗边喊着――“上来，上来！” 　　“就像我在书里说的，在我小时候，钵扎是一种很浪漫的饮料。我们喜欢它不是因为味道，更多是为了那种仪式。40年后，我为这本书做研究时，知道了钵扎小贩也明白大多数顾客都不是为了味道来买，而是为了那种仪式，为了接触到某种传统的、属于过去美好的奥斯曼时期的东西。”帕慕克自己解释说，“这部小说的核心有各种小讨论，关于身份、归属、延续、过去的事物、保存过去的道德义务、民族身份是否来自宗教。我对这些东西很着迷，在我的其他小说里也有探讨。我觉得用戏剧性的手法来写这种稍带酒精的饮料再合适不过了，我和读者用浪漫的视角一起探索过去的奥斯曼时期，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快速、繁荣的经济和忙乱的都市生活中的个人主义。” 　　除了承担起太多象征意义的钵扎，帕慕克还用城市里那些随着时间的更迭而慢慢改变的，各种不起眼的生活细节，饮食习惯、谈话方式，甚至人们在街上行走的样子，构建出城市生活时空的主体，串联起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现代性到来和改变。“一部小说，在我看来，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去把我想写的日常生活里的小事情搞确切、收集起来、再组合。小说和博物馆一样，都给我们一个理由，去保存城市的细节、色彩、味道、社会关系、仪式、广告、气味、混乱的多彩和随之而来的感受。”帕慕克说，“我不是说这些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特质和细节，主人公麦夫鲁特带我们经历无数的细节，也许都会被忘记，但我觉得要把这些保存下来、写下来。” 　　然而，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帕慕克自身的生活都远离麦夫鲁特以及组成其生活的各种细节。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中产阶级，他虽然小时候就见过伊斯坦布尔的那些简陋房子组成的贫民区，但也只是远远地见过。换句话说，他并不在自己所书写的那种文化之中。因此，6年的时间，作家大部分将其用在和街头小贩交谈，和他们做朋友。“技巧是你先吃点什么，然后开始对话，如果对方愿意聊，你就告诉他你是谁。”他们告诉他一直以来自己是做什么的，怎么在街上做饭，怎么建自家的房子，怎么不被警察抓住，用什么小把戏骗人等等。 　　于是，帕慕克慢慢了解到五六十年代里，这些人是怎样在非法圈下的政府地皮上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盖房子，伊斯坦布尔是怎样发展的，它的人口是怎样从100万增长到1500万，这些人又是怎样从乡下贫穷的村庄迁来，他们和本地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