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寻访团来到“转折之都”遵义.docVIP

9月6日：寻访团来到“转折之都”遵义 　　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这是遵义会议会址给我的初印象。走入大门，穿过庭院，来到北面主楼的一个小客厅，20把椅子围绕着一张长方形桌子，1935年1月15～17日，就是在这个会场里，经过3天的唇枪舌战，一代伟人开始崛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相比于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备受排挤，此时的毛泽东终于可以带领红军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无疑是挽红军与党中央于危机之时。自此之后，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或许这就是领袖的力量，于关键时走出泥泞，于绝境处力挽狂澜。 　　习近平总书记曾支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的观点。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是如何确立领袖地位的，他有哪些特质与魅力，这对当前的印刷经理人们又有哪些启示？印刷在这个过程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9月6日当晚，寻访团成员围炉夜话，在探讨与交流中擦出思维的火花。 　　“政治家与企业家都会遇到是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从大的历史进程看，面对大转折、大变革、大决策时，需要举重若轻；当战略已定、正常发展时则应重精确、重细节，举轻若重更为实际。”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立建 　　9月6日，寻访团到了遵义会议会址。当年作为党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的邓小平晚年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细想一下，那时的一群年轻人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年轻的政党在敌围追堵截中承担着红军的命运。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28岁，李立三29岁成了中央负责人，任弼时24岁担任政治局常委，博古24岁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年轻的革命家，充满激情与活力。作为政治家，他们缺少经验与历练，自然不成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红军命运的危急时刻，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挽救了处于万险绝地的红军，长征途中的领袖必须具备既能站在战略高度总览全局，又能妥善解决眼前危机的实际能力。现实中的成功企业家要有这样的好素质实属不易，退而求其次，应有一个性格互补的有能力的班子。政治家与企业家都会遇到是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从大的历史进程看，面对大转折、大变革、大决策时，需要举重若轻；当战略已定、正常发展时则应重精确、重细节，举轻若重更为实际。 　　“于彼时的毛泽东而言，强大声望的树立并非权力所赋予，而是依靠“德”与“能”赢得众多的拥趸。” ――《印刷工业》杂志总编李君 　　从出发至今，在我们沿途寻访的几个博物馆或纪念馆中，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馆藏”大概算得上最为丰富的一个，尤其多份珍贵文稿的影印件展示，让我们眼界大开，不禁猜测这是否与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点有关。用张闻天的话来说：“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在历史长河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由重要的历史人物来领导、推动。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而使党和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于彼时的毛泽东而言，具有从上至下的高人气与声望，这种声望的树立并非权力所赋予，而是依靠“德”与“能”赢得众多的拥趸。先说“德”，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仰，大难当前的身先士卒，这些都是革命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无需细说，“能”一字考核的是政治智慧，而不仅仅是业务素质，尤其在当时的复杂斗争形势下。毛泽东的“能”，在我看来，一是审时度势。在复杂形势残酷战局混杂思潮中，抓重点讲策略，正是他的过人之处。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人曾建议应该借机解决斗争路线问题，毛泽东却解释，过早地发动斗争，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不利于对敌斗争，需等到瓜熟蒂落时。正是他的审时度势，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才使得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这种“求大同”的策略，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也维护了党内团结。二是坚持原则。虽说真理很多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作为一个集体决策，如何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说服不同意见的人，需要策略。比如打鼓新场战役，就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与反复说服下而放弃。三是重视思想传播。无论在遭受排挤的失意之时，还是在意气风发的得意之际，毛泽东始终重视作文著述，将自己的实战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成完整的思想及理论指导体系，深入基层。 　　如果说领袖所面对的是复杂斗争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