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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中国主导全球治理的首轮探索 　　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导全球经济治理顶层设计的峰会，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与软实力提升的标志性事件。 　　在倒计时30天时，笔者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撰文指出：“中国拥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施舍来的，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不断提升的结果，背后凝结着全国两三代人的艰辛努力，也凝结着近年来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员、智库学者、媒体人士、社会活动人士的持续贡献。”作为被官方任命的2016年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笔者所在机构参与G20相关工作三年有余，经历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艰辛探索。 　　2013――首次举办G20智库论坛 　　2013年初，笔者与同事们关注到两个被忽视的智库研究细节：一是根据2011年法国G20峰会后的共同声明，此后四年的主办地分别是墨西哥、俄罗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其中谈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二是当时国内已经有像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APEC等各类多边智库交流平台，但G20层面的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智库平台却没有。于是，在各方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开始从G20着手，思考如何通过智库影响全球经济治理，进而提升中国影响力。 　　2013年8月21-22日，人大重阳承办了题为“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20国智库研讨会，邀请了G20国家的26名代表参加会议，为两周以后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献计献策。当时，一些舆论用“中国首次举办20国智库会议”“中国智库初显国际号召力”等评价此次会议。的确，在此之前，中国任何高校或研究机构都没有举办过如此规模的研讨会。而且，我们最初对于议题设计、代表邀请、会议流程都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头脑中一片空白。幸得相关部门和学校指导，会议得以成功举办。成功之处表现在：一是参会国齐，代表性强，G20国家均有全球治理专业的智库学者参加；二是会开得及时，影响直接。会议在当年G20峰会举行前的半个月召开，收到了2013年主办国俄罗斯和2014年主办国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回应。更重要的是，会议还通过了全球第一份G20智库共同声明，呼吁延续这个国际治理机制，毕竟，当时已有欧美智库开始质疑G20的作用了。 　　于是，在各方领导的支持下，我们递交了题为《建议我主办2016年G20首脑峰会，拓展国家利益》的内参报告，并获得了高层首肯。紧接着，我们于2014年4月先后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公开刊发文章，阐述2016年G20对世界治理与中国发展的意义。不过，当时中国智库界对于全球治理、G20的意义并没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会务。比如，如何请会议代表。当时，中国的有些企业或机构常习惯于邀请一些国外政要、名流来撑门面，这容易给外界留下中国是“人傻、钱多、速来”的“暴发户”的消极印象。最初，我们曾想过邀请几位前外国政要，但对方动辄开出头等舱、数位随从、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出场费等要求。很明显，国外名人尤其是一些著名前政要已被中国“宠坏了”。最终20国智库会议决定邀请有真才实学者，开一个扎扎实实的研讨会，而不是办走过场的会议“名利场”，并尝试将十八大以后出台的“八项规定”改革运用于国际场合。 　　再比如，会议的议事规则。中国盛行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中有不少存在着会期过长、议事散漫、会程延时等不良现象。当时，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建议与会者“脱稿”发言，因为大会已分发了与会者递交的论文。并且，我们还贯彻“人大重阳议事规则”，用五分钟沙漏严格计时。当时就有国际学者评价说，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会议创新追求和务实学术形象，可当时已是2013年了。 　　又比如，会议的结论。当时达成的“20国智库共同声明”堪称一个典型范例。该声明同意“着手组建G20智库年会机制”，这被视为中国人主导的第一个全球智库机制。声明虽然只有500多字，讨论之前却经过数轮的艰难沟通，数易其稿，会议讨论时也争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这背后折射出三年前中国学者的国际化理念、英文能力、学术外交水平相对滞后。 　　2014――第二届G20智库会议，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 　　2014年9月5-6日，人大重阳召开了第二届G20智库论坛，这次参会者比前一年多了一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受邀出席了开幕式。经过两天的讨论，会议再次通过G20智库共同声明，建立了全球首个由中国智库领衔的“G20智库年会机制”，还明确写入“G20智库支持中国申办2016年G20峰会”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