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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王爷”的双面人生 　　2012年12月，当人们沉浸在玛雅人世界末日的恐慌中时，一直拒绝社交网络的戴军，注册了微博账号，“周围到处都是负面情绪，抱怨生活，抱怨工作，我想开通微博，每天发一个段子，让愿意看的人，能开心一下。” 　　但戴军最大的改变并非在此，短短一个多月，戴军的微博粉丝就已经累计100万，他凭借“段王爷”的称号再次走红。如今回想起来，这次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让他又一次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初次见到戴军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他正在潍坊的一家海鲜小店，边吃海鲜边和同坐的人侃侃而谈，“瞿颖有一次半夜两点给我打电话，她和朋友吃饭，有一个段子忘了，让我给她再讲一遍，我睡得迷迷糊糊，就给她讲段子，我刚把结尾讲完，她狂笑不止，然后把电话挂了。” 　　17岁背井离乡，从工厂小工做起，驯过海豚，唱过夜总会，凭借一首歌一夜爆红，然后又迅速沉寂，转型做主持人，做天使投资，演话剧。在娱乐圈21年，历经数次转型和人生起伏。但他平静的脸上没有太多故事的叠加，你很难从他习惯性笑得眯成缝隙的眼睛里，读出更多有关于他人生的来龙去脉。 　　然而当他深情款款地讲述起自己的过往时，语句中的停顿、转折、感叹，眉宇之间的细微变化，成了还原“段王爷”一段段不同经历的线索和注脚。 　　好友李静评价他“胸无大志”，但戴军的人生更像“鸭子浮水”，表面上悠然自得，水面下，鸭蹼却拼命划动。 “讲段子是被生存逼出来的” 　　1987年夏天，刚刚初中毕业的戴军，就遭遇现实的冰冷一击，“我上高中那年我哥要上大学，家里没办法供两个孩子读书，我妈和我说，你要不出去找份工作吧。” 　　在现实坚不可摧的阻碍面前，是该迎头撞击还是虚与委蛇？17岁的戴军反复地询问自己。对未来茫然无措，但也别无选择，最终他拎起背包，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他选择了离家1500公里外的深圳，理由很简单，那里一个月的工资要比内地城市高出五倍。 　　戴军离家不久，父亲去世，养家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为了赚钱，他一天打三份工，早上六点钟起床，在八卦岭工业区做流水线。他的工作是丝网印刷，一天刷上千张网面，一个动作不停地重复，“我现在还有肩周炎”。工作时不许说话，想上厕所的时候要举手示意，需要有人过来顶替，但五分钟内必须回来。 　　四点下班以后，戴军要赶到海豚乐园，开始另一份工作。五点开始站柜台接待观众，七点摇身一变，成为驯兽师，进行海豚表演。每天两场，十一点结束后要打扫水池、观众席，折腾到凌晨一点才能睡觉。第二天六点起床，日复一日。 　　“为了弄人工海水，我们得往大池子里投三吨盐，每包100斤重，我当时也就110斤。扛着盐一包包往里投，投到第五六包的时候，累得不行，自己和盐包一头扎到水里，然后还得爬出来再去扛。”深夜回忆起往事，戴军垂下眼帘，仿佛在漫不经心讲述别人的故事。一眼看去便知，知足常乐绝对是他的人生态度，“命运待我不薄，我真的得到了太多。” 　　少年为生存背井离乡，多少带些悲凉的色彩，戴军没有“断肠人在天涯”的悲壮，反而对未来充满期待，难得闲暇，他和工友到不收门票的荔枝公园，地上铺一张报纸，一人一瓶啤酒，配上水煮花生，坐在一起畅想未来，“十七八岁的小孩，天天吵着赚够了钱去香港，回家讨老婆，每天都做着微不足道的梦。” 　　然而，命运眷顾这个在外漂泊的小男孩，一次偶然的机会，舞台的聚光灯从天而降，悬在他的头顶，也照亮了他的未来。 　　年末工厂搞歌唱比赛，戴军因为出众的外表被选中，“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只会唱《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初赛唱到决赛，评委都听烦了，最后竟然拿了一等奖。”但最大的奖项并不在此，“当时台下有个人觉得我唱得不错，就把我介绍给夜总会唱歌。” 　　在夜总会，戴军过起了黑白颠倒的生活。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开始，要唱五六场，一场半个小时，“一晚上唱下来，嗓子都要冒烟了。”后来戴军开始“投机取巧”，一场唱一两首，剩下的时间就靠在墙上和观众互动，讲段子。“那会儿年轻又可爱，很多香港的货车司机在台下，他们很喜欢听我在那里胡说八道。” 　　从原来工厂里一天八小时不许说话，到口若悬河地讲段子、活跃舞台气氛，这期间的转变，被戴军认为是“被生存逼出来的”。戴军的段子一般来源于夜总会内部的笑话，每次听到有趣的故事，他都默默记下来，然后自己再加工一下，成为在台上发挥的素材。为了能更贴近观众的表达方式，他花了一个月学会了粤语，“我每天和房东用粤语聊天，很多人都是跟着TVB剧学，特别洋气，我一开口，一股浓重的郊区口音，特别接地气儿，好多人都误以为我是广东人。” 　　时间久了，戴军觉得自己身上“潜伏”多年的逗逼基因，被慢慢激活，他不再为每天找段子发愁，自己可以根据一个情景编出段子来，讲起来也渐渐得心应手。然而讲段子虽然让他初尝甜头，但是“谐星”的气质，也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