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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闻必录”的流行与现代新闻观念的萌生 　　摘要 “有闻必录”的新闻理念始于并兴于《申报》，当无异议。当前的新闻思想史论述中，多半将“有闻必录”视为旧中国新闻观念落后的表征并对其持批判态度，亦是事实。本文以晚清《申报》为中心，尝试重新考察评价该思想，认为它实际上反映并促进了中国现代新闻观念的萌生。具体而言，源自《申报》的“有闻必录”最初以“全面”为核心，试图在晚清中国构建新闻话语的社会地位；此后不久，随着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全面”的报道方式面临了一系列质疑，“有闻必录”转而纳入“真实”和“客观”两要素，试图搭建一个相对完善的新闻报道理念。不仅如此，在民国成立前后、言论环境动荡不定的背景下，“有闻必录”成为了呼吁“言论自由”的代名词，新闻自由的观念也亦随之发展。 　　关键词 “有闻必录”；新闻观念；历史演进；申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如果人们需要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勾勒出那么几个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关键词的话，“耳目喉舌”是一个，“有闻必录”应当算得上另一个。黄旦认为“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构成了中国百年新闻思想的主潮；宁树藩则指出“有闻必录”也许“是旧中国流传最广的新闻用语”。不过，在当前的新闻思想史研究中，围绕“耳目喉舌”展开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研究结论亦是丰富多元，可围绕“有闻必录”进行的思考却相对寥若星辰，学界的认识多少有点类似于“舆论一律”，众口一词。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有闻必录”是早期报馆为保护自己的新闻报道不受社会干预，解脱自己责任而提出来的，也是用于招徕读者的一种形象化比喻，这种论点带有明显的客观主义倾向，早期在突破新闻检查方面有过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批判了这一新闻论点。《新闻传播学辞典》指出，“有闻必录”是19世纪中国传播界时兴的说法，指当时记者听到什么就报道什么的不严肃态度。也有观点认为“有闻必录”是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为了争取话语权而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积极意义，但随着各资本主义政权的确立及其对新闻媒介报道管理的加强，在西方也早已成为过气理论了。这两点阐释几乎包罗了目前人们对“有闻必录”的全部认识。我们不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却也忍不住提出一些困惑：这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不合常理的观念，何以能够“在旧中国新闻界曾广泛流行”，甚至直到今天“一直都没有完全绝迹”？难道因为“有闻必录”是早期报馆“推卸责任的幌子”，本质上与中国整个新闻思想观念的演进并无关联，它就可以在“早期中国新闻界流传甚久”了吗？ 　　一、“有闻必录”是否真的流行 　　宁树藩等人认为，“有闻必录”在新闻史上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是旧中国流传最广的新闻用语”。然而，当前学界对“有闻必录”的研究和认识都相对单调，原因何在？对此，笔者不敢妄下断言，只提出几种可能的猜想。 　　其一，“有闻必录”或许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不过是后人对其评价有所夸大。即如陈力丹所言，“除了作为一种无奈的辩护词外，‘有闻必录’并不流行”；其二，目前国内对“有闻必录”相对单调且一致的理解，或是受徐宝璜《新闻学》一书的影响。在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中，徐宝璜指出：“‘报纸有闻必录’，此吾国报纸之一极普通之口头禅，且常引为护身符者也，其实绝无意义”。《新闻学》一书对后世之影响尤为深远，当代学者凡言及“有闻必录”，必援引徐宝璜此言予以批判，几无异见。因此，徐宝璜最先给“有闻必录”的思想“盖棺定论”，可能直接影响了今天的判断；其三，相较于围绕“耳目喉舌”展开的大量研究，对“有闻必录”的考察之所以非常有限，或与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的整体偏好有关。换言之，当前研究习惯于将目光聚焦在一系列新闻精英及其经典论述的身上，诸如王韬、梁启超、康有为、徐宝璜以及邵飘萍等人构成了中国新闻思想史的叙事主线。在此之外，鲜有论者从阅读史或社会史等路径出发，考量社会一般人士是如何理解新闻/报刊的。毋庸讳言，笔者的这一猜想受到了近年国内较为兴盛的“概念史”研究的启发。他们认为，思想史研究不仅仅需要将眼光聚焦在社会精英的论著之上，还应当“吸纳一切对社会运转起作用的资料”，因为“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由某一特定社会阶层所主导构成的”。 　　不过，后两点猜想能否成立，事实上取决于第一点猜想是否正确。因而，我们不得不回到最为根本的问题上来，思考“有闻必录”在中国新闻史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它是否值得新闻史学者们予以更多的关注？该问题确实不易回答，而且颇有些见仁见智的意味。有鉴于此，本研究只能抛出自己的观点，是非与否，只待方家指正了。本文认为，“有闻必录”在中国新闻史上确有较大影响，且于新闻业界及一般社会民众之间影响更甚。得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这样几点理由： 　　第一，在大批民国新闻学者的著述中，都曾对“有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