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docVIP

“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几乎从1980年代开始， 　　台湾文化、商业的每一个新浪潮里，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于是梁文道如此评价他：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如果不是文化圈人，可能对“詹宏志”这个名字的印象都是碎片化的：出版社的编辑认他是个优秀的前辈，IT圈的媒体人可能还知道大陆曾经有哪些行业杂志是从他创办的城邦出版集团拿到内容授权，文艺青年大概会记得他是《悲情城市》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监制或制片人，KTV的资深麦霸也许朦朦胧胧了解他是罗大佑和伍佰唱片的制作人，而那些创业的年轻人，或许会说：哇，PCHome的老板，他就是台湾的马云啊！ 　　没有人能将詹宏志归类，甚至有人说，转型就是詹宏志的职业，罗大佑曾开玩笑建议他举办一个名片展，让大家看看他曾使用过的200多张职务、身份截然不同的名片，当然名片上还不包括文化圈送给他的各种标签：美食家、文学评论家、出版人、意见领袖、创意大师、趋势专家、推理教父、网络教父、传媒大佬。几乎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文化、商业的每一个新浪潮里，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于是梁文道如此评价他：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嗜书如命的农家少年 　　今年60岁的詹宏志，仍旧留着一头灰色的长发，聊天时语气不急不徐，态度谦卑得让年轻人都有些不好意思。这个儒雅的绅士形象让人不太容易想象出他在1965年的样子，那个被他形容为“闲来无事、上街鬼混”的10岁少年。 　　那时挨着台中市的草屯镇在詹宏志的眼中时间是静止的，和一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的中国农村别无二致，在封闭的熟人社会里，谁家开的小饭馆做什么菜、原料从哪里来，村里几乎每个人都一清二楚。 　　 　　1965年，是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进入工业社会的起点，农村传统而封闭的田园诗画开始被城市文明慢慢浸入。10岁的詹宏志在暑假里的街道上听见了鞭炮声，循声去看热闹，发现却不是哪家在办喜事，而是镇长正在“民众服务中心”为乡下的第一个图书馆剪彩―这个足可以被镇长当作“政绩”的工程，其实就是三个放着图书的铁柜子。 　　这个简陋的图书馆从此改变了少年詹宏志的生活。那天下午，他在“图书馆”用了半个小时就看完了每本只有100多字的儿童书，然后拿起了一本名为《故里归人》的“大人书”，里面“红皮人”的爱情故事和布满石楠、沼泽、草地的异国农村风景让他新奇，也没有看懂，于是第二天又来图书馆借这本书。 　　多少年后，詹宏志才知道这本小说的原名叫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远离尘嚣》），作者是英国作家哈代。 　　《远离尘嚣》对詹宏志仿佛是一种预言，从此他发现书本里有太多吸引他的、完全不同于自己生活的世界。他开始疯狂嗜书，三个铁柜子的书被他逐排看完，连《历史研究》这样的学术书都不放过。 　　在南投县图书馆工作的姐姐每次去台中采购图书回来，詹宏志总要用一晚上就把姐姐带回家的书看完，甚至不惜看到两眼红肿、泪流不止。后来他在家里发现了姐姐码放好的过期报纸，如获至宝，逐张按照日期阅读。多年后在报社工作时，“有的前辈编辑提到很久以前的新闻事件，我就随口回答哪一年披头士到台湾，哪一年扭扭舞开始流行，他们都觉得很奇怪，那些事情发生时我还没出生，怎么会知道？” “制造”柏杨现象 　　1983年，詹宏志从《时代周刊》的总编职位完成了第一次跨界，被只有6个人的远流出版公司的老板王荣文挖来担任总经理。他想做出版的原因，是觉得他可以“名正言顺”慢慢看书。 　　詹宏志来到远流，迎头便是刚刚出狱不久的柏杨计划出“白话文资治通鉴”。 　　 　　此时詹宏志已经有了“文化界金头脑”的名声，面对着王荣文和柏杨预计长达三四年时间的庞大出版计划，他为了降低前期投入成本、提前回笼资金，创新地提出将“柏杨版资治通鉴”按照杂志的形态出版，“一面做一面出”，每月一本，分成40期出版完毕。 　　当时很多大学生虽然号称要将《资治通鉴》“圈”上一遍，但往往看了两页就束之高阁。詹宏志在宣传上将《柏杨版资治通鉴》包装成一个可以持续的“阅读计划”，将原本为帝王将相治国服务的内容“提炼”成了对于年轻人适应办公室政治的“中国式权力游戏的教科书”，让很多年轻人相信自己用3年的时间就可以轻松掌握应付生活和职场的“智慧”―30年之后，当罗振宇在做《罗辑思维》时，不知道是否从詹宏志的做法中汲取到了灵感。 　　第一期《战国时代》，詹宏志将“杂志”的价格定在很低的49旧台币（大约10元人民币），与后来互联网企业低价快速扩充用户基数、刷排名的玩法如出一辙。那期杂志将近25万本的销量纪录，在台湾图书销售榜上保持了两年半的时间。并不是所有人都参透了詹宏志“卖书”的奥妙，十几年后他出版《PC Home》杂志“故伎重演”，很多人还感到很新鲜。 　　结果《柏杨版资治通鉴》一做就做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