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华丽落寞的贵族自传.docVIP

《豹》，华丽落寞的贵族自传 　　即便冠以“时尚”的前缀，电影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也不应该只有喋喋不休的红毯。至少，在今年的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终片单中，就有这样一部同样能满足视觉感官的电影――《豹》。这部1963年的老作品曾获得第16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此次它的4K修复版在上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展映。 　　《豹》是意大利电影黄金时代大师卢奇诺?维斯康蒂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誉为欧洲电影最后一位贵族的维斯康蒂与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人共同开创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范式。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逝世40周年。 　　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曾对维斯康蒂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常常被称为伟大的政治艺术家，但这太过局限和狭隘。维斯康蒂对欧洲历史有着广泛的认识，他了解上层权贵的生活，但也能够理解下层贫苦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在维斯康蒂的电影中不乏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时代更迭的题材。 　　他以极尽华丽的风格描绘贵族世界的铺张与颓废、艺术与美、人性的罪与罚，《豹》就是其中之一。电影改编自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以19世纪60年代的西西里岛为背景，讲述了面对动乱的社会变革，旧体制贵族的没落，并最终被新兴阶级所取代的宿命。 　　虽说是一首挽歌，它也是一首精致的挽歌。就当时来讲《豹》的制作成本巨大，一是因为维斯康蒂坚持实景拍摄，所有外景和大部分内景都在西西里岛完成。唯一非西西里岛的场景取自罗马附近的一所别墅，因为那里的室内构建与历史更为贴近。 　　加之拍摄历时较长，从1962年5月拍到9月。更别说维斯康蒂是个“细节控”，他坚持要改造建筑物，绘制壁画，空运鲜花，把装饰物完全按照年代感校正，街道和房屋都要重现19世纪60年代的样子。即便镜头无法捕捉到萨利纳家族的餐具细节，他仍然要求它们印有豹子图案的家族盾章。这也是影片名字的由来。 　　镜头由远及近，西西里岛的蓝天、绿树，白色别墅和它背后山坡的黄沙，这从一开始就给影片奠定了基调，随风摇曳的白纱刺绣窗帘象征性地隔绝了别墅内部与外部的世界。与外部完全不同的是，别墅内部的色彩是如此浓重：墨绿，深蓝，黑。窗帘的影子忽隐忽现地投映进来。 　　纽约设计师夏洛特?莫斯（Charlotte Moss）对这一幕感同身受：“你的肩膀顿时放松了，就像能感受到微风一样。”这正是维斯康蒂的才能――捕捉气氛和情绪，以及合理利用空间的重要性。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莫斯的所见略同：“电影善用了空间的叠加和每一个细节的丰富性。”的确，光是一个祈祷的镜头就塞满了“格外茂盛”的室内装饰元素，从屋顶、墙壁到地板没有一丝丝空白的空间。 　　一封建议信和一具花园里的波旁兵尸体迫使主人公萨利纳王子直面外部动乱的时局。1860年5月11日，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1000余名士兵登陆西西里岛西南部的马萨拉（Marsala），直扑巴勒莫。在加里波第登陆之前，革命运动已经在西西里岛开始了，原因不外乎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以及对意大利南北统一的愿望。 　　加里波第的军队很快与革命者结盟了。倒在花园里的波旁士兵就是被叛乱者刺杀的，即便只有很短暂的镜头，它仍然让人印象深刻，那画面居然很有美感，犹如油画作品一般。 　　影片中对士兵的身份没有赘述，都是通过制服来传达的，比如夜晚设置路障的人也是波旁军，他们和花园里的士兵穿着一样的蓝色制服，对萨利纳王子彬彬有礼、恭敬有加，即便时局动荡，旧政体仍然有条不紊地发挥着作用。 　　在另一场战争的场景里，加里波第军队在革命分子的加持下击败了波旁军。白墙残瓦就像背景幕布一样凸显了加里波第军队的红色军服。戏服设计师皮耶罗?托西（Piero Tosi）参考了多个博物馆的档案才做出这样的设计。因为真正的加里波第军服是士兵家里手工缝制并自行染色的，所以他也确保了400个演员的红衣服必须深浅不一。为了做旧处理，这些戏服先是浸泡在茶水里，又被曝露在阳光下暴晒。 　　不只是军服，影片中的所有戏服都严格遵守历史上的流行趋势。19世纪后期男士的着装较为正式，燕尾服，装饰着披肩和大金扣子的优雅外套，海狸绒布帽子，华达呢雨衣，亚麻直领和纯棉衬衫，以及马裤。 　　戏服生动有趣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在托西看来，戏服并不是一件衣服，它应该是角色的一部分，不仅装扮了他们的外表更体现了其内在。 　　就像新兴阶级的代表堂卡洛吉罗――狡诈，富可敌国，积极活跃在政治中，他明显地穿着三色旗的颜色，表明自己是新秩序的拥护者。然而正是接受邀请出席宴会时穿错了衣服，暴露出他粗鄙、不入流的本质。在上流社会看来，白天出席宴请穿晚礼服是十分可笑的，而卡洛吉罗更是错得离谱，粗制滥造的礼服并不合身，裤子太短，还搭错了鞋。 　　幸好，他貌美的女儿安吉莉卡帮他弥补了这一切。一袭白裙让她瞬间成为这场宴请的焦点，作为她的陪衬，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