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引领中国好经济.docVIP

创新引领中国好经济 　　对资源配置和创新的阻碍导致了经济停滞，只有恢复活力，才能提供有着持久出路的希望 　　几十年沉重缓慢的经济增长，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大部分地区学人们的经济思想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转变。 　　停滞源于生产率放缓 　　不可否认，人们口中常说的长期停滞困扰着发达经济体：财富越积越多，但实际工资并没有上升，劳动参与率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然而更糟糕的是，决策者们对此束手无策。这种停滞的背后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增长的放缓。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种生产率提高的根源――自主创新――受到严重堵塞（主要集中在已建立起来的行业里），2005年时更是如此。 　　现在，随着税率降低，削减税收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债务水平与财政赤字均已到达较高水平，而且未来可能面临更高水平。所以，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现在最好也是最明智的办法是利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建立的理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总需求”低于产出时，产出应根据需求而定。这里的需求指的是家庭、企业、政府和海外消费者最终愿意花费在本国国内商品上的真实支出水平。 　　新需求引发新投资 　　需求学派的概念有些陌生，他们认为私人需求是自主的，购买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要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消费者需求本质上是自主的，因为所谓的引致需求也会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而与自主投资联结起来。所以当自主需求下降、就业不振时，政府手段是提升就业和促进增长的仅有手段。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紧缩需求可引发两种类型的复苏。 　　第一种是适应新出现的机会。当公司遇到产品需求减少时，他们会使用更好的企业家进行更好的经营，或者直接让一些员工离开公司。每当经济衰退期到来，大街上就会有很多店铺关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店铺（往往优于之前倒闭的）就会出现。 　　第二种是自主创新。商界人士各种改变思路的新想法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因为需求减少而促使企业减少雇佣人数时，一些选择留下的人会根据公司目前的情况去构想新产品、新方法，并组织初创公司去发展它们。 　　在自家企业辛勤工作的有抱负的创新者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他们可能会自己制造一些生产资料。更重要的是，新初创企业的增加将逐步提高投资需求，从而通过诱导需求促进增长。 　　能否在压低收入的同时增大资本筹集？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一直在努力争取贷款，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的“大衰退”使这变得更加困难了。不过经济衰退也未能阻止这些公司去硅谷、伦敦、柏林寻找资金。这也是美国、英国和德国或多或少都恢复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还有两种经济体难以恢复。法国和意大利缺少有志成为新创业者或创新者的年轻人，即便有为数不多的这样的年轻人，也受到“顽固”企业和其他特权阶级的阻碍。希腊不缺乏有志成为创业者和创新者的人，但缺乏天使资本和风投资本体系。一些希腊人成立了初创企业，但这些项目并不在希腊本土。 　　恢复活力才能重塑希望 　　需求学派表示，创新只会让经济更难恢复，因为它促使企业在员工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去满足现有需求。因此，他们呼吁将每年的公共投资提升到充分就业所需的水平。但是，如果经济通过适应性或创新性活动重新达到较高的就业水平，那么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将远超曾经的水平。实际上，这种投资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它替代了本能带来更高就业和更快增长的资源配置和创新。 　　此外，西方的创新依然受到狭隘的限制，需求派的大量持续性基础设施投资流承诺――同理，供给派类似的私人投资流承诺――一定会带来越来越少的回报，直至经济不可避免地达到近乎静止状态。 　　正如凯恩斯所想的，提供更多相同的老式商品永远“不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但提供新商品却能达到这个效果。不是财政紧缩，而是对资源配置和创新的阻碍引起了经济停滞。只有恢复活力，而非更多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才能提供有着持久出路的希望。 　　中国需关注劳动力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现在的发展，有人说要将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但令我震惊的是这些观点只专注于改善经济内部的产出组合，却丝毫不关注劳动力。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存在这一现象，但是在中国，这一现象特别明显。从某些指标看，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无疑问，中国必须抑制继续在笨重的钢铁厂和闲置的房地产上进行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更加关注劳动力，提升其工作体验――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大批经济学家无不都以此作为经济思想的核心。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工作体验这个问题上，许多人――特别是欧洲大陆人――认为最优配置（带来运转良好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