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浙江经验”.docVIP

经济转型的“浙江经验” 　　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之地，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领跑者。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浙江经济增速达到8%，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一梯队。“这表明，近年来浙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型升级成效逐步显现。”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卫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月24，杭州梦想小镇，创业者在互联网村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交流 　　事实上，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更早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寒意”：2009年一季度，浙江经济增长仅3.4%，告别了连续19年的两位数增长。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的浙江，下辖近90个县（市、区），几乎每个县均有自己的特色产业，覆盖轻纺、皮鞋、经编、电器、打火机等行业。曾经，“浙江制造”以其低成本优势快速占领全球市场，更以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之势扬名海内外。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品以出口国际市场为主的浙江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09年原本计划增长9%的浙江外贸，实际负增长13.8%。 　　“对于浙江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要尽快完成经济转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过去，浙江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传统的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生产模式，现在必须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化。 　　在朱卫江看来，浙江能够在短期内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关键是较早认识到了经济转型升级，并系统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浙商回归”“四换三名”“五水共治”“特色小镇”……支撑了浙江经济在换挡期的合理增速。 发力：浙商回归 　　2011年10月，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在杭州召开。时任浙江代省长的夏宝龙表达了省外海外浙商能够回归浙江、发展经济的希望。他说，浙商是浙江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浙江发展最为倚重的力量，是浙江的金字招牌，浙商兴则浙江兴，浙商强则浙江强。 　　很快，2012年初，浙江出台了《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把浙商回归列为当年省政府的“头号工程”。按照这份意见，浙江各级政府要在五年内，通过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引进项目到位资金累计达到1万亿元。 　　2008年经济危机后，外需锐减、内需趋缓，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的浙江，开始重新审视投资对经济拉动的重要性。 　　“浙江投资一直处在低位运行状态，不仅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东部水平。”浙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徐志宏说。统计数据显示，在2002年到2011年的近10年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连续8年低于全国水平。 　　对海外市场依存度最高的温州，是这轮经济调整中浙江最先感受到下行压力的地市。温州前市委书记陈德荣曾分析说：“温州经济总量下滑的直接原因还是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前些年整个温州的生产性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相对缺乏，导致后面的整个产出不足。” 　　温州可以说是浙江10年来投资乏力的缩影。据统计，本世纪前10年，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只有33%，低于浙江全省1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这样一种长期的投资不足，带来温州的生产能力和转型发展的能力欠缺。”陈德荣说。 　　但是，加大投资强度的钱从哪里来？ 　　外资、国企、民企，通常被认为是投资的三大来源，但多年来，浙江引入外资和央企的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比如，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上，2011年浙江仅相当于邻省江苏的36.3%，相比10年前的2002年，反而下降了7.1个百分点。同时，由于缺乏土地，在全国各省纷纷与央企签订合作协议的高潮中，浙江也没有挤上头班车。 　　在这种投资来源结构下，浙江开始将目光转向自身的优势――遍布全球的数百万浙商。 　　目前有600多万浙商分布在省外各个角落，有200多万浙商分布在海外各个国家或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浙商在省外的投资额大约有4.5万亿元，创造的经济总量超过6万亿元。 　　为了确保浙商回归这个头号工程的落实，省政府除了成立“回归引进”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亲自出任组长外，还启动了对11个市，20个省级相关部门，以及29个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把考核结果直接纳入地方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以及班子政绩考核，且与奖惩挂钩。 　　省委书记夏宝龙反复告诫全省干部，在推进这项工作中，要多问问“四个够不够”：对浙商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对浙商成长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研究得够不够？对浙商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对浙商的温暖关爱给予得够不够？ 　　在省领导的强力推进下，一场不以招商为名的招商，在浙江各地全面展开。全省按照“盯人盯企”的方式启动实施浙商回归“千万招引行动计划”，省市县三级100位领导干部负责盯引重点企业和优质项目，确保项目早签约早落户。 　　2012年至2014年，全省累计引进“浙商回归”500万元以上项目4813个，到位资金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