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权激进改革的经验与教训.docVIP

美国警察权激进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为了推进改革，改革者必须比对手更明智、更有耐心、看问题更全面、犯更少的错误、团结更多的人。 　　美国是一个以实现民主与保障人权自命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要求政府部门，特别是警察，必须遵循法律规范，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在美国历史上，警察常常因为执法不规范，例如野蛮执法、刑讯逼供、种族歧视等，而饱受责难。 　　于是，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警察执法规范化改革，力图消除警察知法犯法、野蛮执法的现象，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和普通民众的权益。 　　尽管如此，美国警察却屡屡曝出丑闻。1991年洛杉矶警察殴打罗德尼?金、21世纪初芝加哥警察对囚犯虐待与逼供、2014年弗格森警察枪杀迈克尔?布朗和纽约警察扼死小贩埃里克?加纳等事件均说明，时至今日，美国警察在规范化执法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无法充分规范警察的执法活动？ 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激进改革 　　为了进一步推进警察执法规范化改革、兑现宪法对保障公民权益的承诺，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暂时掌握政权的自由主义改革派超越了福尔默、西尔维斯特、胡佛等人的改革模式，从中央到地方发起了激进的司法、警务改革。 　　在联邦政府层面，改革主要以最高法院为中心展开，改革的方针是：最高法院以判例的方式行使立法权，“通过告知嫌疑人可以享有的权利，赋予他们对抗警察强迫行为的手段，以期保护那些在警察讯问过程中权利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嫌疑人―那些少数族裔和穷人。” 　　其中，1957年的“马洛里诉合众国案”明确了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必须“无不必要延迟”地让其接受审判的原则。1961年的“迈普诉俄亥俄案”否定了警方没有搜查证还能搜查居民住宅的权力。1963年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要求政府必须保证每一位犯罪嫌疑人都能拥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过于贫困，那么政府应当为其免费提供一名律师。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案”则强制性地要求警方通过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的方式保障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不必自我归罪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益。 　　这些案例更确立、彰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警察必须用合法的手段搜集证据，否则证据就不会被法庭采纳，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这些判决对旧的警察执法体制、模式、惯例产生了广泛、彻底和深刻的冲击，极大地增加了警察的工作量。 　　改革者们期望：一方面，通过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将律师引入刑事侦查、审讯的过程之中，赋予犯罪嫌疑人公平参与刑事诉讼的权益，从而实现限制、防范警察非法行为的目的；另一方面，因为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警察无法将通过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用于指控犯罪嫌疑人，所以警方从事刑讯逼供、侵害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心理动机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防止辛苦得来的证据被“排除”，警察在执法时将更加慎重，进而倒逼警方改革。 　　在地方政府层面，一部分由非洲裔美国人担任市长的城市发起了针对执法机构的种族平权改革，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警察之所以歧视、虐待非洲裔美国人，是因为大多数警察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如果提高警察中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建立由非洲裔警察管理非洲裔美国人的体制，那么警民关系将会显著好转，警察的执法活动也将愈加规范。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改革者很难随意扩大警察队伍的规模，因此大规模开除资深的白人警察，雇佣―通常是破格雇佣―非洲裔警察便成了改革的主要策略。例如，1975年、1976年，底特律的非洲裔市长科尔曼?扬以城市财政陷入困境为名，解雇了825名警察，降低了973名警官的职位等级，而在警务机关规模不断缩减的同时，非洲裔警察在底特律市警察总数中的比例由1974年的18.7%上升至1978年的35.6%。 改革禁区的出现 　　从总体来讲，警察，特别是战斗在打击犯罪第一线的警察，带有保守倾向，反感和抵制执法规范化改革。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公众强烈要求废除刑讯逼供的时候，许多警察撰文为刑讯逼供辩护，有人甚至扬言：“如果必须在违宪和违反我宣誓的职守之间选择，我选择违宪”。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激进改革更激起了警察们的强烈不满。洛杉矶警察局长威廉?帕克将最高法院的判决看成是“打警方耳光的手”。其他一些警察则说：判决给警察“戴了手铐”。种族平权改革更令当事的白人警察怒不可遏，他们声讨说：现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权利受到了保护，但“白人还有权利没有”？ 　　为了抵制改革，警察们利用编制、发布犯罪统计数据的权力，向公众暗示：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部门庇护犯罪分子。例如，在最高法院进行改革的同时，警察当局发起了一项有关无罪释放人员再犯罪问题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