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长征过贵州.docVIP

陈云长征过贵州 　　陈云作为中共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阶段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长征过贵州即是其革命生涯中的精彩篇章之一。 　　一、支持遵义会议召开，为革命转折协力合作 　　陈云在回忆中坦承：“在瑞金时，我住在总工会。……当时听说，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如果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陈云对“左”倾军事错误还只是有所警觉，那么在长征途中，“左”倾军事错误给红军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则使陈云对其有了更加清楚、深刻的认识。长征开始后，陈云从革命大后方总工会来到了战争的最前线，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当时，该军团负责殿后，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陈云深深感到，红军之所以遭受惨重损失，完全是“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之错：一是红军开始长征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这是过于机械地理解保守军事秘密的缘故；二是“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专门运输机器的就有5000人，从而使军事行动十分困难。其根源在于错误地认为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不需要再进行一番全新的艰苦努力，只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就行了；三是行军路线好像用铅笔早就画好了，结果，“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①陈云对“左”倾军事错误认识的不断深化，对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结和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为此，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②他要求在解决“左”的倾向时，作为红军干部，千万不能马虎，一定要做“耐心说服和充分准备工作”，以使“群众了解‘左’的错误的实质”，只有这样，红军领导人的思想才能为广大革命群众真心诚意地接受并付诸实际行动。 　　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已中断了各种往来，所以，此次会议未经共产国际许可，就调整和更换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无先例可循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勇于担当，不惧风险，态度明确，坚持博古应该让位下台；除此之外，陈云是唯一在自己亲笔写的材料中表示赞同“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参会者。张闻天是遵义会议的当事人，他回忆道：“会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二、宣传贯彻会议精神，促进革命向前发展 　　尽管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在实践中，要想真正确立其领导核心地位，还必须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精诚团结，做一番实实在在的工作，陈云就是脚踏实地做此工作的代表之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被指定为会议精神的主要传达者，还规定了传达范围和注意事项。此时，陈云已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不顾每天行军作战的疲劳，大力宣传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以促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这特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着手整顿“红章”纵队，使之轻装机动灵活。1935年1月28日，土城之役失利后，红军改变了北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原定计划，西渡赤水河。当时，陈云主要负责两件大事：其一，安置伤员；其二，处理所带笨重物资。为此，他亲临前线指挥卫生、供给部门的干部战士抢运伤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还“组织军委纵队将笨重的物资抛进赤水河，使之能轻装前进”。③这样，红军主力增强了机动灵活性，得以迅速西渡赤水河，避开了敌人的精锐部队。 　　二是参加军委干部会议，促成决议案通过。1935年2月8日，中央书记处公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斗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史称《决议大纲》），并电告中央苏区，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决议大纲》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明确指出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于博古、李德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严厉批评“左”倾军事领导人在突围转移中采取“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在陈云极力支持和推动下，军委纵队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决议案，该决议案“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一致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④2月19日，该决议案在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上刊发，从而使决议案不仅为红军领导干部所知晓，而且还为广大红军战士所知晓，这一做法有效地促进了广大红军官兵对“左”倾军事错误的认识，以及对毛泽东机动灵活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的了解和贯彻。 　　三是创造性地阐发会议精神，实际上批判了“左”倾政治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后，为完整准确、创造性地传达会议精神，陈云挤时间，精心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在红军过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