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为中国农村改革摇旗呐喊.docVIP

陈锡文：为中国农村改革摇旗呐喊 　　【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开始，陈锡文便一直致力于农村改革事业，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得意门生之一。几十年来，他参与了大部分有关中国农业和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作为曾经的下属与学生，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在杜润生身边工作多年。 　　陈锡文1966年夏在上海初中毕业，恰逢“文革”爆发。1968年9月，陈锡文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后任营部书记、团政治处、师政治部理论教育和新闻干事。 　　1978年恢复高考后，陈锡文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在校期间，他开始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关于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活动。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1982年，陈锡文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推动包产到户的合法化。1982年冬天，时年32岁的陈锡文对“责任制，统分结合”提出疑问，杜润生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从1982年到1986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作汇报。陈锡文表示，时至今日，自己始终记得杜润生的一句话：“要接地气，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就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 　　1990年7月，陈锡文随机构调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农村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2000年11月起，陈锡文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农业税取消，政策转变之下，乡村开始恢复生气。“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是因为土地规划不能建房。”知情者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教室旁走道里挤满了学生和记者，有人未经许可就站起来喊出问题，陈锡文一一作答。 　　讲座结束，二三十人朝讲台涌去，将陈锡文团团围住，3名助手不断提示“对不起，让一让”。第二天，他说过的话就占据了报纸的显著位置。 　　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陈锡文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痛批农地增加挂钩，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镇化的机器轰然作响，每年有2100万人涌进城市定居，房地产疯狂生长，土地供应日益紧张。随着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市长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都被陈锡文识破和抨击。陈锡文阻力重重，“市长们反对他。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一名受访者说。 　　自由市场派学者批评：没有人比农民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赌了、卖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你孩子，你管什么？没有粮食，可以从国外买。 　　陈锡文则认为，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教育、就业、社保都没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2009年的返乡潮就是例子。 　　在农民无法自发组织的时候，1970年代末的农委、1980年代的九号院、1990年代至今的中农办，其人格化形象是“家长式”的：它知晓利害关系，掌握着进退机宜，必要时顾全大局。陈锡文认为：农村土地改革不能突破三条底线：集体所有、农地农用和不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家庭农场并非雇工的专业大户，发展家庭农场不能硬赶农民走。 　　（摘自《南方周末》2013年8月28日）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