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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革新思想分析(共4415字) 一、“分期”与“变迁”：对近代中学教育改革的整体认识 作为从传统教育模式走出来的中国现代教育家，舒新城身上有一种现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忧患意识，这激发了他反思这一时期中学教育转变的历程。首先，体现在他对戊戌维新后中国近三十年中学教育改革的认识上。戊戌维新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形态从晚清封建帝国转变成为中华民国，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历程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也鲜明反映在中学教育改革的历程中。舒氏作为这一教育改革过程的实践者，对这一变化历程的整体认识尤为深刻。他把这三十年间中学教育改革历程划分为八个时期，“第一期为中学启蒙期，第二期为建立学制统系期，第三期为清代教育积极进行期，第四期为文实分科期，第五期为民国教育革新期，第六期为添设二部注重职业教育期，第七期为三三制期，第八期为四二制期。”[1]他的这种划分方法，是运用当时流行的进化史观来认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结果。其次，舒新城对每个时期中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特点作了概述。启蒙期（1896-1902年），虽传统书院仍占大多数，但这一时期由书院改办而成的中学也零星出现了，而且，“中学学制上的系统与学校中的地位并经确定了。”[2]这为以后中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根基。建立学制统系期（1902-1903年），学制抄袭自日本，但系统的学制未曾实行过。清代教育积极发展时期（1903-1908年），主要表现在“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上。他说：“此时的中学不独在理论的学制系统上有确定之位置；因科举递减，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在实际上，中学亦定了不拔的基础。”[3]关于文实分科时期（1908-1911年），他客观地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学改革的优缺点，“此期最重要的意义，在使中学教育倾重于适应个性———但实行者甚少。”[4]民国教育革新期（1911-1917年），他认为最主要的变化为把中学年限由5年改为4年，而且订立了女子中学规章，这树立了男女教育平等的观念。注重职业教育时期（1917-1921年），他总结了其中学教育的三个特点，即开始注重职业教育、分科选科、女子中学教育，实用主义色彩浓重。三三制期（1922-1925年）和四二制期（1925-1926年），他认为这主要是根据中学教育的年限划分的。这一时期的中学教育开始分为初中、高中两个阶段。最初，初、高中各三年，即三三制；但后来变更为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即四二制。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舒新城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中学教育的整体认识有几个特点：第一，他对近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学教育的认识是以当时流行的进化史观为依据的。这一方面当然是受当时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另一方面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积极学习西方的热情。第二，舒氏发现近代中学教育改革，经历了由最初的效法日本到德国，再到美国的转型历程。在这一转型背后，蕴涵着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在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文化教育活动都是“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的关注，‘现实功利’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5]舒氏的这种认识实际上反映了近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学教育改革由最初的间接引进西方教育（以日本为中间媒介）到后来直接引进的转变，而且，在引进中更加注重实用和现实价值。 二、论中学学制和中学课程的改革 舒新城有着十几年的中学教育实践经验，这为他充分认识中国近现代中学教育改革提供了感性经验；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又善于从理论高度去总结中学学制与中学课程改革的经验。 （一）关于中学学制改革 1921年7月，舒新城被聘为上海吴淞公学中学部主任。此后，他应邀到京、津、宁三处的一些重点中学，如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南开学校中学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江苏省立一中等参观调研考察，在这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他写成了《中学学制问题》一文。此文开篇指出了现行中学学制（即1912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年限过短、第一年课程与高小第三年课程重复、课程规定机械化等。然而，他认为，“学校设立于社会之中，一切设施，均与社会需要有极密切关系”[6]，教育应当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因此，他“主张升学预备与职业教育双方兼顾。”[7]他还指出，这种教育改革还可以从中学生个性特点和社会现实需要两方面来看，“儿童至青年期，个性之差别渐显，个人之需要渐异，有偏长于艺术者，有偏长于数理者，有偏长于其他各种科学者，有宜深造者，有宜浅就者。学生因个人家境之关系，有毕业后须升学者，有毕业后即须谋生者。”[8]针对以上问题，舒新城提出了具体的中学学制改革构想：第一，根据各个学科和教材的程度，划分为若干学分，每一学科划分为甲、乙、丙等十学程；第二，实行学级编制，即以学生学习程度不同划分不同等级，以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