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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妇女问题政治经济学探析(共3824字) 摘要：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种无奈、“自然”、理性的家庭决策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守妇女问题的症结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因此，“四化”同步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留守妇女；二元体制；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大批农村已婚男子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2006年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规模约在4000万至5000万之间[1]，2012年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发布的数据[2]，我国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仅占33.6％。数据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明显滞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而且，在这些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仅为20.66％，有将近8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处于离散状态。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比较，留守妇女承担起多种社会角色，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影响也最大。在家庭生活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抚养责任、赡养老人责任、子女教育责任和生产劳动责任；在社会活动中，留守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自身却承受着生理、心理、安全等多重负担。据调查，留守妇女最大的负担是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最大的痛苦是情感的空虚与寂寞；最大的心愿是合家团圆。劳动强度高、生活压力大、精神负担重[3]，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关注留守妇女问题，是因为留守妇女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留守妇女自身的生存状态，同时还折射出我国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社会转变中农民工群体的境遇以及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困境。因此，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诉求，追踪溯源地分析留守妇女的成因，探求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对改善留守妇女处境，关爱留守妇女发展，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留守妇女的成因 农村留守妇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二元体制框架下的无奈选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与我国工业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松动但并未根本破除，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和资源，如教育、就业、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导致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与“城里人”同工不同酬等种种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抬高了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举家进城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农民工家庭个体往往无法突破和跨越体制的门槛，实现举家迁移，面对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一人外出，候鸟式流动。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农村传统社会伦理限制的“自然”选择。与现代都市不同，传统农村社会更加注重理治与孝道[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强女弱”等性别观念早已被农村妇女和男性内化于心，这种文化基因和传统观念导致家庭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理所当然地，赡养老人、照料孩子、农副业生产的重担、天经地义地全部落在妇女肩上，部分妇女被迫“自然”留守。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也表明，约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家庭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合理选择。农村性别分工具有一定弹性，留守妇女常常是农村劳动中的多面手，既能“织”也能“耕”，在丈夫外出务工后，往往能够独立承担起繁琐的家务劳动和繁重的农副业劳动。权衡比较妇女留守的优势与劳动力转移中的劣势，如生育、体能、用工需求、转移成本等，丈夫独自外出务工、妇女留守家中才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通过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 二、农村妇女留守家中的影响 1．对留守妇女自身和家庭的影响 大批农村妇女留守家中，大批已婚男性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在整体提升。留守妇女逐渐改变传统上“主内”被动的从属地位，开始承担更多家庭经营管理决策和实施，独立性增强，成就感上升，自由度更大，社会声望日益提高。其次，夫妻分居的家庭模式成为独特而长期存在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文化素质提高受限制，发展机会减少。夫妻关系方面，夫妻间异质性增强，不利于留守妇女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 2．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留守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在持续加大。在生产模式上，男工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