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docVIP

哲学史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 景海峰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中国思想的现代表达形式（特别是它的学科化系统）是在传统的学术体系瓦解之后、大量的西学知识涌入、参照了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方法，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复杂的嬗变过程中，既有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性因素，也有西方文化直接移植的种种后果。就现代化的学术体系而言，“中国哲学史”无疑扮演了传统表达方式之替换者的角色，中国思想的历史叙述和当代解释、传统观念的转化和延续，以及和西方思想的比较与融会，大多是在这一特殊的场域之中进行的。这样，人们对“中国哲学”的期待就不仅仅是限于历史事实的陈述和历史状态的描写，而是希望它能够更多地承载起思想的历史穿透性和当代指向的特定要求，以把传统的思想资源有效地转换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动力，从而在文化心理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延续感。这一潜在的目标，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反思“中国哲学”的恰当性，并不断地调整对中国思想之叙述的方式。 一、合法性危机：困惑与焦虑的表征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时代，文化的同质化压力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全球化和本土化、世界性和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得日趋激烈和复杂。文化同质化的趋势一方面消融了区域文化之间的边界，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共有性领域；另一方面也刺激和唤醒了诸多历史性的因素，逼显出具有悠久传统之文明共同体在文化上的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吊诡而实不矛盾的情形下，文明体系的身份认同和新的文化身份之建构正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在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中国文化自我伸张的内在要求和建构一种摆脱依附性状态 之话语系统的努力已初见端倪。对现有状况的深切反省，越来越激发起了一种内心的不满足和寻求突破的强烈意愿。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的身份性和检讨百年来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程，正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有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提出，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 关于“合法性”的概念，一般的理解是法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也可以做社会学和哲学（特别是逻辑证明）的解读。“合法性”的当代阐释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话语路径入手，这里我们试以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论述为例。韦伯（M.Weber）的政治社会学比较系统地使用了“合法性”的观念，可以看作是当代理解的源头之一。韦伯认为，任何统治除了利用经济手段满足合乎理性的利益、以构成习俗或利害关系的稳固基础之外，还必须依赖于“对合法性的信仰”。他并根据“合法性要求”的尺度区分了统治的种类，将“合法统治”分为三种纯粹的类型：合法型的统治、传统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韦伯也曾考虑到制度合法性的保证条件，他将这些因素区别为“纯粹内在的”（情绪的、习俗的、宗教的）和“外在的”两类，而后者是一种“形式的期望”，具有某种结果性。① 韦伯所讲的合法性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机体及其状态的描述，特别是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这种权力的根据。 到了哈贝马斯（J.Habermas），他将“合法性”的概念引入到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分析之中，进一步扩大了合法性观念的适用范围。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系统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的物质资源，社会所涉及到的其他调控系统，内在自然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②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无限期经济增长的后果便是导致了生态、人格系统和国际关系的严重失衡，以及全面的“危机倾向”。这些危机，除了原有的“经济危机”之外，在政治系统是“合法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的出现，而在社会文化系统，则是普遍的“动机危机”。作为四种危机倾向之一的合法化危机属于一种认同危机，它表现为政府意志和公民私人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直接威胁着系统的整合，并从而危及到社会整合。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里的合法性被压缩成了一些公民私人性的剩余需求，由对政治的冷漠转而关注于个人事业、休闲和消费，结构性政治意义的证明也变成了一种简略的科技专家治国论。③ 行政行为领域和文化传统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限制着政府计划的介入，政府通过有意识的操纵来弥补自身合法性的欠缺，促使原属于私人性的生活领域变得政治化，从而对文化的自我特性形成干扰。这样，政治系统和文化生活系统相互矛盾的意愿和对抗式的控制命令便加剧了社会系统的紊乱，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不相谐和的状态。政治的合法化危机必然波及到社会文化系统，“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这两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动机也陷入了混乱。④ 所以从根源上来讲，社会文化心理的动机危机也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或者说是政治合法化危机的某种必然的深化形式。 由上述的“合法性”概念之梳理看来，所谓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式命题的讨论，也和俗常所理解的“合法”、“非法”之法律用语无关，而更多的是一种借用。它的意思是指“中国哲学”能否成立，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