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能工巧匠的中国制度.docVIP

孵化能工巧匠的中国制度 　　工匠精神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是需要建立一系列产品质量制度来慢慢培育，并形成工匠精神的内在传统。如果没有保证产品质量的制度与匠人传统，所谓的“工匠精神”便是空中楼阁。今天我们呼唤“新工匠”，也离不开制度的培育、工匠传统的孵化。 　　北京故宫曾展出一次特殊的明代景德镇瓷器，展出的一半明朝瓷器居然是用瓷碎片拼接出来的。原来，这批瓷器在景德镇官窑烧出来之后，由于存在瑕疵，被工匠砸碎了，埋入地下，直到今天才被考古学者发掘出来，并经专业人员用特殊工艺将一小块一小块碎片拼接起来，恢复原样。 　　如今这些复原的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已成为具有特别价值的珍品，有的甚至比完整无缺的文物还要珍贵。其中有一件“斗彩鸳鸯莲池纹盘”，原是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的创新品种，只因为出窑之后工人发现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便被砸成碎片。经过复原，它又光彩夺目，成为传世的“孤品”。 　　景德镇官窑为什么要将这些在今天看来无比精美的瓷器砸碎？就因为按当时苛刻的质量标准，这些瓷器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瑕疵，所以必须砸掉，以保证问世的每一件瓷器成品都完美无缺。 　　什么叫做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我觉得这便是。 　　有些人总说，跟欧洲、日本的工匠传统相比，中国缺乏那种追求极致的产品质量的工匠精神传统。此说明显是偏见，我们完全可以反问：如果中国缺乏工匠精神传统，那么，那么多不论在美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与伦比的传世瓷器、丝绸、宋版书、漆器、金银器、古典家具、建筑物，又是从何而来？难道是中国古代工匠们漫不经心制造出来的？ 　　事实上，传统中国不但代有精益求精的能工巧匠，而且很早就发展出一套维护产品质量、夯实工匠精神的制度，其中可圈可点者有两个：“勒名制”与“国家质量标准”。 勒名制 　　所谓“勒名制”，是指国家强制工匠在他们制造的器物刻上自己的名字，一旦发现产品的质量问题，即按名字追溯制造者的责任。这叫做“物勒工名”。据说早在春秋时，就已经有了“物勒工名”的制度，《吕氏春秋》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以情。”唐朝时，“物勒工名”写入唐律，是一项强制制度，凡制作兵器、陶瓷、漆器、金银器、建筑器材等等，工匠都必须在他们制造的产品上勒刻下名字，表示对产品质量的担保。 　　让我讲述一个小故事吧，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宋代推行的产品“勒名制”。宋徽宗年间，宰相蔡京当权，为了将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大臣永远打倒，他列了一个黑名单：上面都是宋哲宗元?v年间当政的大臣姓名，称“元?v党人”。蔡京要求各州县都必须将“元?v党人”的姓名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天下。 　　但在勒刻“元?v党人碑”时，受到了一些抵制，比如在长安，一个叫做安民的碑工被官府征用来给“元?v党人碑”刻字，安民拒绝了，因为在当时的舆论中，很多“元?v党人”都是德高望重之人，人们不希望看到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示辱。 　　但官府强迫安民必须刻碑，不然的话就拿他治罪。最后，安民没办法，只好“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即批准他免予“勒名”，否则，他坚决不刻石碑。 　　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两点：第一，在宋代，工匠刻碑，也需要“勒名”，以表示对这场石碑的质量负责；第二，当时的工匠对产品上的“勒名”非常在乎，因为“勒名”代表的是一名匠人的信誉。安民不愿意“勒名”，是因为他知道，替蔡京刻这“元?v党人碑”，会给他的人生带来耻辱，损害他的信誉。 　　珍视匠人的信誉，正是传统工匠精神的体现。 　　这种珍视自己信誉的匠人精神，在“勒名制”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商标”的制度。“勒名制”开始施行时，只是强制性的责任认定，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当品牌形成之后，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主动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于是“商标”便产生了。 　　今天我们从出土的宋代铜镜、银锭、漆器以及宋版书籍等文物上，都可以看到制造者留下的标志。这些标志，通常都是工匠出于防伪、品牌宣传、信誉担保之考虑而主动留在产品上的，并不是单单为了应付官方的强制“勒名”要求。 　　比如宋代湖州出产的一些铜镜，铭刻有制镜的铺号，如“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湖州真正石家念二叔照子”。照子，即镜子。湖州“石家念二叔”是制造铜镜的名家，也是宋代青铜镜商品的驰名品牌。之所以在“石家念二叔”前面特别加上“真”“真正”的字眼，是为了强调自己是正宗的“石家念二叔”品牌，有信誉保证。 国家质量标准 　　在宋代的建筑行业，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国家质量标准”。 　　这个建筑业的“国家质量标准”，体现在《营造法式》这部著作中。《营造法式》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由时任大宋“中央工程院”（将作监）总工程师的李诫编撰而成，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