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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摘要：为了研究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与其舆地研究、方志理论的建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协助毕沅编纂校勘图籍、参与修纂陕西方志、广交学界名儒等活动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洪亮吉在毕沅及其幕中学人的影响下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不但确立了他的舆地研究方向，还在方志修纂实践中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其方志思想初步形成；不足4年的游幕陕西经历，无疑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重要阶段。 　　关键词：洪亮吉；陕西；毕沅；舆地；方志 　　中图分类号：K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6 　　洪亮吉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学、经学、小学、史学、舆地学、方志学等诸多领域且成绩非凡，时人袁枚在《卷施阁文乙集序》中称洪亮吉“于经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传古义》《左传诂》二书；于史精地理，所著有《三国》《东晋》《十六国疆域》三志，刊《史记》以下四史谬误十二卷，又以宋李继迁传国逾百年，而事迹阙略，复成《西夏国志》十六卷；于六书通谐声，所著有《汉魏音》四卷，外为诗至二千首，文及杂著数百篇，而所修府州县志及为幕府笺奏不与焉”[1]。洪亮吉生活在经学昌明，汉学处于鼎盛阶段的乾嘉时期，他的治学旨趣、研究方法无不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而其在陕西巡抚毕沅节署的游幕经历，则对其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学术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有关洪亮吉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到洪亮吉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但对其游幕陕西期间的学术活动则鲜有关注，有鉴于斯，本文拟在梳理洪亮吉游幕陕西时所从事学术活动的基础上，探讨这段经历对其学术旨趣、治学方法及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游幕陕西期间的学术活动年轻时代的洪亮吉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将人生的希望寄托在科举考试上，但时运不济，屡困场屋，为了谋生不得己前往安徽学政朱筠幕府，与好友黄景仁一同协助朱筠校书。洪亮吉在朱筠幕府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他学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期间深受朱筠影响，加之与乾嘉学派中坚人物邵晋涵、王念孙、戴震等学者的交往，不仅掌握了最新学术动态，而且很快融入到清代的主流学术研究中，开始涉足经学及小学的研究。赵怀玉在为洪亮吉所作墓志铭中说：“朱学士筠视安徽学，往从之游，所交多知名士。始，君擅词章，至是乃兼治经。”[1]乾隆四十五年（1780），已入毕沅幕府的孙星衍写信给洪亮吉，“并札言陕西巡抚毕公沅钦慕之意”[2]，洪亮吉于是决意游秦，并于次年五月抵达西安，受到毕沅的欢迎和款待，直至乾隆五十年（1785）元月毕沅移任河南，洪亮吉才于同年二月离开西安前往开封。洪亮吉自称“五年为客曲江头，屡向慈恩寺里游”[1]，实际客居陕西还不足4年，期间除协助毕沅处理日常事务外，还协助毕沅编校图籍，修纂陕西方志，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成为其学术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一）协助毕沅编校图籍 　　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正值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乾隆中期，在清政府稽古右文政策的影响下，各级官员都将发展学术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毕沅在陕西任职期间，即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先后组织编纂或整理刊刻了大量图籍文献，受到学界的肯定和好评。毕沅的学术成就并非凭借一己之力，而是在幕宾的协助下完成的，洪亮吉自然也参与其事，不但协助毕沅编纂《续资治通鉴》，还参与了《经训堂丛书》的校勘工作。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续之者不一而足，但或多或少都存在各种缺憾，有鉴于此，毕沅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陕西布政使之始就着手修《续资治通鉴》，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延致一时轶才达学之士，参订成稿，复经余姚邵二云学士核定体例付刻，又经嘉定钱竹汀詹事逐加校阅”[3]。冯集梧《序》《续资治通鉴》显然是一部成于众手的巨著，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洪亮吉当以“轶才达学之士”的身份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孙星衍在《翰林院编修洪君传》中说洪亮吉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考中举人后，“旋至关中，依毕抚部沅与纂宋元资治通鉴，始为地理之学，撰补三国十六国疆域志等书”[1]。钱大昕的曾孙钱庆曾在《竹汀居士年谱续编》中说《续资治通鉴》“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孙观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钱坫）佐毕公分纂成书。阅数年，又属公（钱大昕）复勘，增补考异，未蒇事而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4]。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言：“君在毕尚书沅幕中最久，预修《宋元资治通鉴》，修陕西、河南各州县志，是以深于史学，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5]因此，洪亮吉与当时游幕陕西的著名学者孙星衍、严长明、钱坫一样，都参与了《续资治通鉴》的编纂。 　　期间，洪亮吉又发挥其擅长校勘文献的特长，协助毕沅校理图书，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参与《经训堂丛书》的校勘。毕沅编纂的《经训堂丛书》共收图书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