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地活着，他们是长期的“临时工”.docVIP

流动地活着，他们是长期的“临时工” 　　他们的劳动，不仅在一般人眼中，而且在自己的意识里，往往都算不上“工作”，只算是“活”。 　　这篇文章在新闻的意义上已经没有“时效性”了。但从社会记录上来说，它并没有过时。它所反映的现象和本质，每天都在重复，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它源于我这两年利用节假日对一些底层劳动者的调查。我的目的是想借此了解，在今天，底层劳动者是如何看待自身劳动的？ “长期”的临时工 　　半年前，2016年春节期间，我和一位研究生去拜访一些常年在上海高校中从事绿化工作的人。正午时分，我来到了位于郊区的某一所大学的校园附近，找到了该所大学的绿化工人的居住地。 　　这是一些活动板房，前后两排，中间用隔板连了起来，构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子里，站着四位60多岁的老人，是两对夫妇。 　　房子中有两间是装了空调的，是老板和老板女儿住的地方，其时他们已回家过年了。绿化工人们则在没有空调的板房里迎来并送走了今年1月中下旬的“世纪寒潮”。 　　像这样的院子，前后还各有一处，只有后面那座院子的房屋是用砖砌起来的，原来也是两层板房，因经常漏水，就在2015年春季时重建了。每个院子里，居住着一个承包队的绿化工人，分别负责学校的三个绿化区。每个承包队，都有一名老板，这三个老板上面是一个大老板。学校的有关部门有专门负责检查绿化工作的，哪里做得不好了，就会和老板沟通，老板再命令工人整改。 　　这四位老人，分别住两个院子里。其中，宁姓夫妇，是这个院子里的，家在四川德阳，曾在家乡靠种田为生。后来，女儿来上海打工了，在一家超市工作，并结了婚，生了孩子，常驻上海了。一开始，她是来给女儿看孩子来的，后来孩子大点了，她就开始在上海找点零活干，考虑到在上海比在老家种地收入多，她就让老伴也过来。 　　祝姓夫妇，住在后排的砖房院子里，家在江苏淮安，年轻时靠种水稻为生，后来儿子大了，要读书，眼看只靠种田供应不起，就外出打工了，这一打就是20多年。最早在天津一带打工，当年从淮安去天津，为了省路费，就扒火车，上去以后，听到有列车员检票，就躺在绿皮火车的座位底下，一动不动，等检票的人走了再出来。 　　北方的冬天，室外格外寒冷，在那样的环境里干活，这两人受不了，每年手都冻坏，最后实在撑不住了，就跑来上海。在上海的这10多年，平均下来，他俩每年可以攒三四万元，就靠这些钱，给儿子在老家县城里买了房子。儿子在镇上做小学教师，孙子正念高中，成绩很不错，他们正打算用接下来赚的钱，供孙子读大学。 　　据这四位说，上海各个高校里的绿化工人，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他们的一些老乡，在其他郊区的一些大学里工作；而保洁阿姨和保安，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因劳动量相对小些，而绿化工作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都很大，本地人都不愿干。 　　他们每个月的固定工资为2050元，由所服务的大学支付。这个数字，是参照了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定的。他们都是被按照“打零工”的模式对待，也就是说，不管连续干多少年，都是临时工的待遇，其中祝姓夫妇，已在此连续干了六七年了。 　　在上海，他们不享受各种社会保险，也就不享受医疗保险了，也不享受病假，是干一天得一天的钱，一天不干，就被扣掉一天的钱。宁家阿姨说，2014年春夏，她患了重感冒，前后拖了将近一个月才好，其中有12天非常严重，无法照常出工，最后被老板按天扣了她的工资，看病的医药费也都是自己出的。 　　绿化工人是没有休息日的，一切看天气行动：凡是晴天的日子，都要出工；小雨天不一定干活，但必须要出勤，随时准备干活；大雨天，就不用出勤和干活了。他们也不是一直在这所大学里劳动，有时也去外面帮老板干些私活。 　　这些活，有的是老板在外面承包的别的绿化项目，有的是老板的朋友接下来的但自己的绿化队干不完的工作。只在最近两年，他们就去过外滩的一些公园干过，也去过浦东世纪大道的绿化带干过，还去过东方明珠塔下、黄浦江边的草坪上干过。 　　2014年夏天，他们在东方明珠塔下面栽种草坪，口渴得嗓子都快冒火冒烟了，老板也不舍得给他们买瓶水喝。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卖水的，凭常识也担心那里的水会很贵，就硬生生地等着被车拉回宿舍后才喝上水。有的人，差点因脱水而昏迷。 　　这些活，都是替老板白干的，得不到额外的工资。只有当学校里因庆祝国庆节等原因，为了赶时间，需要他们加班时，他们才会有加班费，一般是每人每天50元，但有时会被老板扣掉一些。 　　三个承包队，每个队一般有十二三个人每天干活，但名义上往往会有十八九个人，吃空饷的，要么是老板的亲戚，要么是老板的“眼线”或“红人”，是用来“监视”他们是否认真干活的。国庆节前后，祝家阿姨加了10天左右的班，共拿到了50元加班费，宁家阿姨则说她一分钱也没拿到。 　　即使这样，他们仍然非常愿意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