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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一代如何奠定美国根基？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又是古老的共和国，在18世纪世界依然是君主国的海洋中，美国成为共和国的孤岛。直到19世纪，共和国才逐渐变成世界政治的主流。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奠基者”的努力，美利坚共和国这样的“政治试验”，也未必能够顺利完成。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美国的霸权能不能持续，美国会不会衰落，而共和国早年的襁褓生活似乎被人淡忘了。然而，对于当下世界，18世纪的美国建设史可能更有助益，因为世界的霸权国只有一个，但是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国家建设，尤其是共和国的建设。如同福山所言，国家构建的失败是对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 　　美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者约瑟夫?J.埃利斯在《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利坚共和国诞生与成长的历史图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共和国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13块殖民地经历了战火的淬炼，但是未必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 　　正是独立战争那一代人，而不是神，把人性中的激情、理性融入到制度的建设之中，但是，那代人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漏洞，那就是奴隶制，这个漏洞最终让共和国经历了内战的考验。直到奥巴马当选为美利坚总统，这个漏洞才算彻底被补上。 　　共和并非天然所成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后见”之明是一种优势，但是需要摆脱“习以为常”，比如美国的成长历史，独立战争的确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但未必一场战争就为共和国这种新的政治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同一切初生的制度和组织一样，创始一代的性格和做法都会渗透到这种组织制度之中，进而变成制度的惯性和基因。美国也是如此，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基本奠定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即便到今天，杰斐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依然存在于美国的政治辩论之中。 　　共和国和民主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在今天的语境中很容易将二者混淆，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中，民主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共和主义也是精英政治，而独立战争一代就是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精英群体，如埃利斯所言，“政治制度的形态和特征是由少数政治领袖决定的，他们相互熟识、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在个人性格和理念层面上，塑造了宪法中的制衡原则。” 　　美国宪法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信仰，其影响力不亚于《圣经》，当宪法被遵守和执行的时候，才有宪政，才有权威。在过去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宪法堪称典范，一部寥寥千言的宪法，能够指导一个共和国成长为世界霸主，虽然不断增加了修正案，但是架构犹存。宪法本身就是独立战争一代的政治精英相互妥协的产物，他们都坚守了共和的理念，共和的对立面是君主制，保持了对君主制度的戒备。他们所看重和维护的是个体的自由，因此，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也被保留下来，革命的激情被导入到国家制度之中。 　　共和国的初期，如同万物生长的春天，有时候也如同地下喷涌的岩浆一样。战争结束之后，失去了共同的目标，每一位精英都自命不凡，身负天命，如何防止个人野心绑架或者驾驭共和国，就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很多国家都没有渡过这一难关，共和国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在一次次的“党同伐异”中不断“重生”，却难以走出襁褓。 　　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也无法摆脱这一人性的缺陷，但是，最终美国软着陆了，他们找到了一种博弈的方式――“找到了持续辩论或对话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包容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爆炸性能量，而且这种辩论或对话最终因政党的创建而被制度化了，变得安全了。”美国并非天成，而是独立战争那一代政治精英找到了共和国的成长之道，通过辩论或者公开的争吵，为共和国寻找到生命力。 　　决斗的隐喻与共和之难 　　埃利斯将“决斗”放在了第一章，那是1804年7月11日发生的故事，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发生了一场决斗，如同中世纪的绅士一样，四目相对，拔枪对准了彼此，枪响了，汉密尔顿倒下了，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伯尔虽然赢了这场决斗，却丧失了政治生命，反倒成为“叛国者”。至今，还有很多人为汉密尔顿惋惜，作为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华尔街的崛起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汉密尔顿因为个人的名誉而选择了那么老套的解决方式，着实不明智。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埃利斯如同福尔摩斯一样揭开了决斗背后的“真相”，汉密尔顿只是式微的联邦党人事业的守卫者，为了他向往的强大的联邦政府而殉道；而伯尔的背后则是杰斐逊、亚当斯这样的政治对手，尤其是杰斐逊，他与汉密尔顿分属不同的政治光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端。伯尔是个聪明的政客，为了个人权位而不断改换门庭，在美国立国之后的十几年中，共和国还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很可能被政客们绑架。汉密尔顿知道，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精英招募伯尔，是因为他们计划在杰斐逊上台之后，从联邦中脱离出来，与分离主义运动联合，建立一个联邦党控制的由北部各州组成的邦联。 　　汉密尔顿与伯尔的决斗，与其说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