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君奭》是否为书信体滥觞之作浅论.docVIP

《尚书·君奭》是否为书信体滥觞之作浅论 梧桐清霜 关于书信这一文体的起源，目前学界有两大主要观点：一类认为书信源于春秋，《左传》中《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巫臣遗子反书》、《子产与范宣书》为最早的书信类作品；另一派继承姚鼐的观点，认为书信源于周公告召公之文《尚书·君奭》，并且此文就是书信作品的始祖。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尚书·君奭》的行文特征在三个方面接近书信,语言对象单一，因事而发，感情真挚。但我们观察《尚书》的其他诰体如《康诰》、《召诰》、《无逸》，从语言对象，因事而发，感情三个方面完全符合上述特点。当年姚鼐持论，并未详述缘由，想来未作细致勘察。从《尚书》的诰体来看，它们的名字或依据告辞发生地，如《洛诰》；或依告辞的演说者，如《召诰》；或依据诰辞的对象，如《康诰》、《多方》、《多士》、《君奭》；或依据诰辞的中心内容，如《酒诰》、《梓材》、《无逸》等。由此看来，语言对象单一，因事而发，感情真挚都不是书信这一体裁所独有的文体特征，并不能以此作为《君奭》是书信散文鼻祖的有力证据。扬州大学朱岩在他的的博士论文《尚书文体研究》中，专门对《尚书·君奭》与书牍的关系作了梳理，现简介其观点： 仅从传世文献角度考虑，《尚书·君奭》可谓是中国最早的书牍。 首先，周代就已经出现了书牍。《周礼·秋官·行夫》云：“掌邦国传遽之小事美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郑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 其次，《君奭》与后代书牍类散文的一些重要特征相一致。 1单一的言语对象 2因事而发与思想交流 3诚挚的个人感情 朱岩先生关于《尚书·君奭》与书牍的关系是有代表性的，但其结论值得商榷。 首先，作者对周代就出现了书牍的判断证据不足。《周礼·秋官·行夫》云：“掌邦国传遽之小事美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郑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行夫在周礼职官的大行人、小行人和司仪的下面，实为行人手下的具体办事的差役。考察其具体职责，《周礼今注今译》上说：行夫掌管各邦国无需行聘享玉帛之礼的福庆丧荒此类小事，乘车传达王命。出使时，必定持有旌节，途中遇有事故而耽误行程，但无论如何要达到目的地，完成任务。若在平时，接受行人的指挥，处理行人所吩咐的一些琐碎劳辱的事物。若行人为使臣出使他国，行夫担任“介”，行夫在行人出使时担任“介”，介在古代是客的随从，为客人行通传之事。考察《周礼》中，大行人和小行人的职责，并没有任何书牍的线索。倒是发现那时的使臣传达的多是口头言辞，并无书面材料。如《周礼·大行人》：“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周礼·小行人》：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所以，行夫虽为通讯职官，但传达的多是口头命令，公文书信存在与否却无从稽考，这是其一。其二，如何判断《君奭》为普通诰体还是书信，考察是当面陈述还是凭书而传是一个关键问题。究其史实，确难考究，但我们能从《尚书·君奭》的行文中找出诸多线索。 其一，就全文来看，这篇文章显然是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转述的，若是周公答复召公的私人信件，不会有开篇的“周公曰”和此后的“公曰”，说明这篇文稿和其它诰体一样，史官记录了周公和召公的谈话，召公的话周公有所转述，由于两人的意见并无分歧，可想召公对周公的述诰只有聆听。 其二，全文敬呼召公“君奭”或“君”达七次，加之“呜呼”这样的感叹词语显出鲜明的实景性，情境性。 其三，关于《君奭》里尊称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周公在召公名字奭前加了敬称“君”也符合书信称谓的习惯，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后文省略召公名“奭”字，只呼对方为君，这种现象出现在周初古文里颇让人困惑。在召公名字前加敬称，透漏出怎样的信息呢？这要从召公的身世以及他与文王、武王、周公的关系去考察，与书信文体可能没什么关系。关于周公和召公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个谜。在《史记·燕召公世家》里，只说：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司马迁认为召公为周之宗室。至于召公和武王的关系也是不明了的。在《史记·周本纪第四》里：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风神农之后於焦……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封弟叔度於蔡。余各依次受封。 看这段文字尚父为师，周公旦为弟，独未标出召公奭与武王的血亲关系。我们再看《尚书·召诰》里，是怎样称呼的：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従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