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pdfVIP

— — 再谈 “重写文学史” 杨庆祥 史的“权力” “重写文学史”是2o世纪8o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以多种方式改变了现当代 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本文通过对 “重写文学史”的 “审美原则”和 “叙事体式”的辨析，历史地演示 “重写文学史” 与8o年代的历史语境、知识范型、话语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认为只有规避 “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才能理顺意 识形态、历史阐释和文学史书写之间的各种矛盾纠葛。 一 、从北京到上海t“重写”重心的转移 虽然正式提出“重写文学史”是在1988年的上海，但是无论当时的倡导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 都认为“重写”的开端实际上是在更早些时候的北京。“今年8月，我和陈思和一起去镜泊湖参加 一 个中国文学史的讨论会，不少同行一见面就说，‘你们那个专栏开了个好头，可一定要坚持下 去啊’，听着朋友们的热情鼓励，我不由得想起了三年前的暮春季节，在北京万寿寺召开的中国 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倘说在今天 ‘重写文学史’的努力已经汇成了一股相当有力的潮流，这股 潮流的源头，却是在那个座谈会上初步形成的。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 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那个充当会场的大殿里，陈平原第一次宣读了他和钱 理群、黄子平酝酿已久的关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设想。” 粮据另外一位批评家的回忆 文章，“当时，又正值北大的几个年轻同行，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20世纪文学史的一些看 法。王晓明认为我们上海也可以做个相应的表示”②。在这里，1985年“二十世纪文学”的提出被 视为 “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源头。而在另外的研究者看来，这一源头实际上可以被追溯得更 远一些，“也可以这么说，整个80年代的新文学研究都构成一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这种重写 ①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载上海文论1988年第6期。 ⑦ 李劫：《上海八十年代文化风景之 “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它 ‘合作’旧事”，这是李劫2003年写于美国纽约 的长篇回忆文章，转载于国内多个网站，如“左岸会馆”(http：／／www．eduww．com／bbs／)。 审美原则、盎j蹲-伪式和史 韵 ‘ l力”——再谈 “重写文学史” 历史的思潮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在整个思想界都同样发生了”①。无论是从大的 “重写语境”还 是从文学界 “二十世纪文学”设想的提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上海的 “重写文学史” 似乎是对发端于北京的“重写”思潮的呼应和延续。那么，这里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 北京的 “重写”思潮没有继续深入讨论下去，而是转移到上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而且我们 可以进一步追问：从北京到上海的这种空间上的位移是否意味着“重写”的重心、内涵发生了一 些微妙的变化? 首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重写文学史”为何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 个类似的问题，那就是，“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和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程光炜和李陀 2007年的一次对话⑦中就提到，80年代初北京关于 “现代派文学”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但是1985 年以后“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作品、作家、批评家没有在北京出现，而是集中出现在上海了。这种 空间位置上的转移是一种巧合吗?虽然其中存在着一些很偶然的不可考查的因素，但也同样有 一 些历史“痕迹”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知道，1985年以后，上海的文化氛围实际上比北京要 活跃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开埠比较早的现代都市，它本身就比北京更具有开放 性；另外一方面，根据李陀的观点，当时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如巴金、茹志娟、王西彦、李子云等对 于新的文化现象都持一种开明的态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提倡 “重写文学史”的 《上海文论》和 “先锋文学”的重镇《上海文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 当时上海文坛重要的两翼(作品和理论)，这两家杂志的编辑人员和作者群体也有着惊人的重 合。从这些方面来看，“现代派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空间转移就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这 是从文化政治方面来考虑的。如果从当时文学的 “内部发展”来看，就会发现这两个文学 “运 动”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联系。我们知道，“先锋小说”当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本身 的 “独立性”和“自足性”，强调批评观念上的 “审美”原则和 “文本主义”，陈思和、王晓明虽然 比吴亮、程德培等人对 “先锋小说”的态度更加谨慎，但同属于上海 “先锋批评”的圈内人④，不 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在 “重写文学史”中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李劫是当时最活跃的先锋批评 家之一。因此，“先锋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批评方法实际上对 “重写文学史”影响甚大，这正是我 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从北京到上海的位移不仅仅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