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统一文字利大于弊.docxVIP

马来西亚统一文字的利与弊文字是文化的根，没有了文字的话文化就无从谈起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利益纷纷采取文化保护政策，建立防范机制，维护本民族语言安全。以色列为了建国，决定恢复希伯来语作为日常通行语言，过去希伯来语只在宗教仪式中才使用，现在不仅已成为耶鲁撒冷大街小巷人们交流的工具，而且也逐渐成为美国纽约犹太人追寻文化根源的凭借。马兰西亚为了强调其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作为国语；俄罗斯则把保护俄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是“马来西亚实施统一文字将利大于弊”。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先了解造成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因此我将以较长篇幅来叙述。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拥有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土著人在内的30多个民族，其中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是马来西亚的三大主要族群。马来人约占人口总数的65%，其次是华人，约为26%，印度人为7.7%。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使用马来语；华人则以儒家文化为主，多信奉佛教、道教，使用汉语；印度人则主要信奉印度教，使用泰米尔语。根据马来西亚宪法，马来人在政治生活方面拥有许多华人和印度人所不能享有的特权；但在社会经济方面，因多数马来人生活在农村，贫困率比较高，而华人、印度人则主要生活在城市，总体经济水平较高。由于这些差异和历史上的长期隔离，民族融合几乎不存在。所以马来西亚的国家整合问题主要就是这三大族群间的整合，尤其是马来人与华人的整合问题。　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对马来西亚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形式上承认各个苏丹对马来西亚的统治权，保留原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并通过设置保留地和限制其他族群购买土地的方式，将马来人固定在农村，而利用华人和印度人在城市充当锡矿工、小手工业者和小种植园主。英国殖民者的这种统治和管理方式给马来西亚的族群融合造成两个问题，并成为后来国家整合的主要障碍。一是培养了马来人的特权意识，即“马来人至上”，视自己为马来西亚的“土地之子”；二是形成了马来人与华人和印度人的二元经济结构。尽管如此，由于三大族群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相互之间也很少有直接接触，所以这一时期的族群关系相对比较和谐。　1942年，日本的占领成为马来西亚族群对抗的直接源头。日本在马来西亚同样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但是与英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对马来人采取拉拢与怀柔政策，而对华人则是进行直接镇压和掠夺。日治时期，马来人作为合作者进入日本在马来西亚的各级行政和治安机构，华人则成为被统治和被监视的对象。结果日本人与华人的对抗多数都变成马来人与华人的对抗。这一时期马来人与华人也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冲突，成为引发族群冲突的另外一个原因。日本为使粮食种植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改变了英国对马来人的土地保留制度，放宽华人对土地申请的审批，鼓励甚至强迫华人开荒垦殖。结果这一做法引发马来农民的强烈不满，认为对其固有的农业经营权构成严重威胁。战后初期，两大族群间的仇杀多是马来农民对华人村庄的攻击。　战后英国人的归来并没有消除族群间的矛盾分歧，反而将这些矛盾分歧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延续自己的殖民统治，战后英国将之前11个分离的马来亚土邦区合并起来组建中央集权的马来亚联合邦，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新的马来亚联合邦确认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必须符合15年居住期，以及语言和忠诚等诸多苛刻条件。　1957年马来西亚的独立没有明显改变族群间的隔阂与不平等。1957年7月10日通过的独立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教为国教，并在多个方面赋予马来人特权，比如确认马来人的保留地制度、公职人员的保留名额制度，向马来人颁发从事某些特殊行业的执照和在教育方面给予奖助优待等。对于非马来人，独立宪法除了恢复公民权的出生地原则外，在公民权的获取、教育和就业等领域设置了更多的歧视性条件。不平等的族群关系和多年积累的矛盾最终引发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事件，即1969年的“5·13”事件。该事件直接起因是执政的联盟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国会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而以华人党派民主行动党为首的反对党联盟则取得重大胜利，结果引发马来人对失去政治特权的恐惧。5月13日，吉隆坡华人反对党组织庆祝胜利游行时与马来人发生冲突，并迅速蔓延至各地。数百人在冲突中死亡，其中多数是华人。　“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民主外衣下的种族主义　“5·13”事件成为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转折点。马来西亚政府将这次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华人在政治上的傲气和族群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此，该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所谓“新国家运动”。马来西亚由一个基本上是马来人的国家变成一个公开由马来人支配的国家。　首先，在法律上通过修改宪法明确“马来人至上”意识。事件之后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禁止对宪法规定的国语、马来人的特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