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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小议 摘要：形成的文化核心的价值体系给人们生活中对一切事物的评价标准、信念、目标、理想等观念作为人的精神系统中的一个定向、导向的因素制约着人们在生存实践中的愿望、选择以及行为的方法和目标所谓价值观念指主体在对客体有用与否作出判断和评价时所遵循的原则它一般是由价值信念、价值目标、价值理想、价值标准等要素构成的观念体系和评价框架是一个个具体的评价结果经过多次重复、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稳定的关于某类价值的这种观念作为人的精神系统中的一个定向、导向的因素制约着人们在生存实践中的愿望、选择以及行为的方法和目标—政治型文化。“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价值观念；“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顺则天下治，三纲逆则天下乱”，我们文化中这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是宇宙自然力量的体现。在儒家思想中，这个观念发生了转变。儒家强调人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天，契合于天，要去践行天的意志，成为天命的承担者，即所谓“天人合德”。于是，“天人合一”天就成了社会人伦秩序的化身。在这里，“天”不再是自然宇宙力量的体现，而成为了一个人格理念。“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为一体，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连淑能（顾嘉祖主编，2002：47） 这样写到：这些观点都把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互渗。中国人的这种思维不以自然作为认识对象，不把认识自然作为目的，而是以主客一体实现“尽善尽美”的整体和谐境界为目标。如此，人和自然不是对立，而是融合，便成了自我修行的源泉。在西方文化中要超越此岸，努力达到彼岸；而在中国文化中就便成了对此岸现世的无比热爱。 3．现世性与超越性 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中国文化体现了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具有人本的价值尺度；西方文化则表现出对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在价值上以神为本。虽然中国有本土的道教，外来的佛教，但梁漱溟认为整体上来说“中国缺乏宗教”，中国儒释道三分，而儒才是主流。佛道是宗教，而儒不是。冯友兰在其文《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认为儒家许多礼文仪式只是诗，只是艺术，而不是宗教。即使作为严格意义的中国宗教如道教与佛教，在其教义和信仰形式中也充满了世俗性的内容。人们为了追求现世的幸福和快乐，可以拜佛求菩萨，同时也会祭祀祖先鬼神，还可以占卜求签，甚至幻想通过种种途径羽化成仙……这些原本异质的宗教所有的超越性质（即宗教性）被抽取一空，剩下的只有保佑现世人生的幸福和安乐的功效，诸如升官发财、延嗣求偶、治病避灾都可以成为求神拜佛的目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世的关注表现归纳为其核心并非宗教信仰的他律意识，而只是一种“自求多福”的自为存在，信仰实践本身在民间也变得相当功利，于是也就有了民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之类的说法。 中国民族是世界一切文化民族中，唯一生长于温带而非热带的民族。中国文化起源于比较贫瘠的黄河平原。这里没有像尼罗河流域那样定期泛滥，也没有像恒河平原那样丰富的产物。他们需要终日胼手胝足，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因此没有余暇以骋身外之思。中国原始的宗教，也是与人事有关的神祇崇拜及巫术之类，使中国老早就养成一种重实际而轻幻想的民族。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眼光，从未超越过现实的地上生活，而去梦想什么未来的天国生活。 由于没有寄托于彼岸的信仰尺度，此岸人生的价值和尊严就没有了精神信念的支撑，整个社会有的只是严格的等级秩序，个体的地位得不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表面上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依靠完备的现实人伦规范确立的大一统的社会，实际上却因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缺乏根本的信任感沦为一盘散沙；表面上宗法家族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实际上人与人的信任却难以逾越出家庭的局限。从而使整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福山，2004）。 西方文化是基督文化。从圣经我们知道，人生来都是恶的，需要救世主来帮助解救。在基督教看来，彼岸世界处于人类历史的尽头，尘世的超脱靠的是超越上帝对全人类的审判。基督教认为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和罪性的，因而人类的自救和自我解脱是不可能的。人只能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彼岸的上帝，倾听来自天国的福音。人们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上帝，寄托于超越世间的精神快乐，反而把现世人生视为一种痛苦。所以以宗教信仰为共同目标的集团生活与家族体系的中国文化形成对立，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差异。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社群倾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普遍的高度民主信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员可以处于同一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