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于割舍的困惑之间有所守关于孔子.docVIP

君子说 在难于割舍的困惑之间有所守阿莽其一：“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其二：“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1.第一则说崇德、辨惑。孔子说，以忠信主于心，则为人之本得以确立，是为大德之崇。徙义，有闻道不止之意，闻道不止，则所见日新，而绝非反复无常，爱与恶，是人之常情。但是爱与恶不可随心所欲，不可达于极致，以至于但凭爱恶而轻率地置人于生死之地，有违夫子所崇尚的中庸之道，这是我们一生中所遭遇到的大的困惑。而若思维混乱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的境地，那困惑就极其严重了。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这个人仪表堂堂，难于和他一起做到仁啊。夫子讲修仁，重内省而轻外表，以为外表可以礼约束，而巧言以及美貌，时为夫子所恶。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宁外不足而内有余。历来解论语此则者，多有以堂堂贬子张意，以为夫子以此一说法教诲子张，外不足恃，内在的诚善才是自我修养的前提。只是曾子说子张堂堂，无论如何，当有其褒意在。子张修仁或有缺，而无损于其一表人才之美誉。后一则于崇德、辨惑之余，多了一个修慝的问题。先事后得，与夫子说过的“先难而后获”意思相当，君子行事，不问结果，但凭作为。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则德行之修养自然可以在日积月累之间循序渐进地有其效。慝，恶念或邪念，修即治之意，清除恶念是也。孔子认为，君子自攻一己之恶，内自省，这是以宽仁为本的修慝之法。而一味指责别人，攻人之恶不遗余力，则是慝在作怪，值得警惕。汉董仲舒说：“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最后一句，则是孔子对涵养有亏的平常人的谆谆告诫。与之前答子张所说“恶之欲其死”异曲同工。一朝之忿，其起因或非常细微，而至于不顾身，缘于今日的俗话“冲动是魔鬼”。可是，若不知收敛，而祸及其亲，此事甚大。所以，起于细微的一朝之忿，应能及早预防，有所警觉。孔子的看法是，避免常常毫无端的的匹夫之忿，即是修身养性的辨惑功夫。2.美国学者芬格莱特解读这二则语录，一语中的。芬格莱特认为，孔子的原则与西方人传统观念中的在选择与责任之间有所取舍大不一，因为，在这样的矛盾和冲突中，孔子所强调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并不是选择或决定，而是区分或辨别各种矛盾冲突的倾向。简言之，任务是由知识而非选择来提出的。的‘教训’或酷刑，以制止未来的胡作非为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再次发生。”芬格莱特认为，孔子的方式是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诚如芬格莱特所言，先贤并未发明用以表达选择和责任的固定用语，却并不意味着不能作出选择或不能承担责任。事到临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是否合乎道义的自我选择。只是在孔子或孟子那里，依于知识的临机权衡所占的分量，要大于单纯的囿于逻辑范畴的机械性的选择。3.最为夫子推重的生存哲学，当数安贫乐道。只安贫乐道一语，亦每为我们理解为偏见。因为，或可于消极意义上理解所谓安贫乐道，而止于进步与进化的纠缠。原初的进步与进化，每囿于循环论之窠臼。于是否定改革，抵制革命，乃成惯性。当孔子之时，中华先民很幸运，人们在观念上是倾向于革新与进步的，并不保守。或与乱世礼坏乐崩，亟须清理出一个新思路来有关，又或与既有理论基础的约束，即孔子念念不忘的周礼周制有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观东流之水，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感叹。可惜，孔子选择的治乱之策却吹响了倒退的号角。孔子当然有其理由，夏商不可考，且不合时宜，只有周制合乎今世。“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在孔子，所有美好的东西，此前都已经出现了。君子行世，当竭尽所能，克己复礼，令昔日重来。周之乱，终结于秦始皇，礼坏乐崩之感慨，自此烟消云散。及汉武当政，方旧话重提，儒家所说，最为正统，当独尊之。若无进步，人的快乐何在？幸福何由而现？孔子的答案是安贫乐道。可是，贫在当下，道却因其玄奥而无时不处于期待之中，与当下保持着距离。非常遗憾，孔子念兹在兹，可为之朝闻昔死的道，就此成为表面上与现世无涉的终极理想。法国学者菲利浦·尼摩在其著作?《什么是西方》中引述了这样一则材料，以印证其观点“似乎任何非西方文明都无意于进步”，即使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里的人们，也不曾认为必须由无限的进步来构成人类的发展进程。菲利浦尼摩引述的是让·德·莱利在其日记集《巴西大地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