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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功利观的反思(共5841字) 随着文艺的发展和各种体裁的完整化，文艺的功利性开始提到理论的层面进行探讨。早期的论述仍将文艺的娱乐功能放在首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主张文艺的功能就是快乐:“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而且认为:“不应追求一切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2］苏格拉底则是将美善统一作为文艺的最高功用:“每一件东西对于它的目的服务得很好，就是善和美的。”［3］8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早期文艺功利观的集大成者，他在《政治学》中指出:“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1)教育，(2)净化，(3)精神享受，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4］古罗马的贺拉斯也认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5］古代哲人所提出的不论是“高尚”也好，“服务得很好”也罢，还是“对生活有帮助”等，其实，已将文艺的功利性加以明确指出，只不过更多是精神与审美方面的，尚未政治功利化而已。 我国将文艺功利观与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的论述比较早的是古代的大音乐家师旷:“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左传?襄公十四年》)就是说，早期的诗歌具有对政治进行批判箴谏的价值功用。这就是孔子后来提出的“兴、观、群、怨”中之“观”，因为统治者从中可以考察政事措施之得失，“以补其政”。这一点对后世也有长远影响。“箴谏”在后来发展为讽谕说，影响更为深远。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贯穿文艺发展史上的功利观，始终在政治道德教化作用和娱乐消遣作用互相排斥或互相影响的关系上左右摇摆。拿西方为例，前者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他认为诗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崇高的”“政治和道德信仰”;诗是使“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的“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6］等，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后者如意大利的卡斯特尔维屈罗，他就明确反对文艺的教化功能，“诗的发明主要是为着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一般人民大众”，“主要地为娱乐、而不是为教益”［3］194。这种种观点虽相对立，但因站的角度不相同，也大致反映出文艺发展的价值规律，即文艺功利观的多层次化、多阐释化与多元化，都从不同角度指明文艺功利观的社会内涵与审美内涵。 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我国，由于社会的激烈动荡，文艺功利观的天平明显向政治化倾斜。高倡文艺具有认识现实功能的梁启超，同时也极力夸大小说的价值功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7］当然，这里梁启超用一种偏激的语言，目的是达到一定的修辞效果。但在改良运动时期，将文艺纳入政治功利性体系的急切性和紧迫性也显而易见。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普利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他十分重视文艺的功利性。这对后来的列宁、斯大林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列宁，他的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要像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著名论断;他的关于列?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评论，都在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大旗上标示了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20世纪30年代苏联“拉普”派文学和我国的左翼文艺运动，都是文艺政治功利观的最好体现。发展到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以鲜明的无可辩驳的政治功利色彩，取得了文艺功利观的正统地位。历史实践证明，在波谲云诡的革命时代，鲜明的政治功利观配合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事业，促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顺利发展，其历史价值和地位是难以抹杀的。 观念反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人类因为在其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所以我们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性，并感觉到必须维护它。”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说过:“我是欲望的主宰，而你是欲望的奴隶。”这些都说明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就是能够将自身的意志和思想投射到所有对象上，使整个可以反思的对象成为“人化的自然”。西方哲学家大多是通过对人性的经验事实的描述，来建构其社会功利观体系的。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把人看成“能感受到刺激的生物、知觉的感受者”。边沁更是明确地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功利原则承认人类受苦乐的统治，并且以这种统治为其体系的基础”。因此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求乐避苦，人的行为目的不外乎追求幸福和快乐，行为对象是那些能带来幸福的外物，也就是利益(功用)。而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人性是“人———自然———社会”相关联统一的产物，是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的统一。人性是在社会生活中成熟并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是人性的主要表现。人身上的自然性也是以社会化了的形态呈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功利观也是放置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来全面考察的。不仅对无产阶级文学如此，就是对古希腊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