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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农业经济问题分析(共4978字) 一、民国时期农业的经营方式 (一)生产技术方面 在生产技术方面，民国时期农业的经营仍然沿用自汉唐以来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持续积累，而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要素群类中，劳动力的价格一直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也是千百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主要原因。即便地主(或者土地的所有者)拥有大量的劳动剩余，并主要将其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投资，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剩余资产并未留作他用，而是投资了新的“地产”，这样一来，那些能够节省劳动的同时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农业技术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制约。在20世纪初，比如在1912～1927年的16年间，我国相继在部分地区建立起了超过200家的农业推广试点，但实际的效果并不明显，当地的政府也未对其进行必要的支持。［5］不但如此，诸如对种子进行改良，对农业设备进行改进等努力，都在新型农业的开创过程中遭遇了历史性的挫折，长久的一蹶不振。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种结果的出现，与对劳动力密集投入的过分依靠有关，长此以往的结果必然会产生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使农业的生产在“过密化”的陷阱中无法自拔。 (二)经营规模方面 在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方面，我国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以“分家析产制”为主，这极大地阻碍了土地的集中经营和管理，“大地产”的设想难以实现。与此同时，“分家析产制”使土地碎片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甚至严重。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对河北省定县的200家农户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地区共有耕地1552块，平均每户7.8块。［6］如此严重的土地碎化，是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而“大地产”的迟迟不出现也使得那些能够节约劳动的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得到必要的推广和使用。而在当时，在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方面，英国、德国等国家一直做得较为出色，之所以我国的农村土地经营未能与其实现同步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环境下对经济效益的考虑不无关联。［7］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讲，规模化的生产一般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在这一过程中，管理的跨度也将随之扩大，相应的管理成本也会随之上升，由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优势也将因此被抹平。这就导致了经营者宁愿通过出租土地或者放高利贷来牟利，也不愿自己经营管理情况的出现。 二、民国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瓶颈 (一)原始积累匮乏 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历史经验，往往都会在其近代化的过程中，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农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始积累，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殖民地的形式掠夺财富，形成原始的积累;通过对农业生产进行资本主义改造，以此来获得原始的积累;将相关的资源或初级产品出售出去，以此来获取原始的积累;通过必要的途径引进外资，使其成为原始积累形成的主要力量。［8］然而，在我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存在一个致命的不足，那就是未能实现对农业近代化的改造，直接的结果就是农业未能从改造中获得农业生产必要的原始积累。这是因为，在当时，农业是否能为我国的近代化提供资金支持，就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甚至是唯一可以有所期待的因素。如果在国民经济中，工业起步无法通过农业获得资金的支持，那么我国的工业就无法实现长期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如果工业从农业那里获得了资金方面的支持，我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将会变得更加动荡和不可预期———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历史矛盾。 (二)工商业者回归为封建地主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主义势力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微妙的关联，这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润转移到土地投资方面就可见一斑。［9］其中，存在着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我国绝大对数的民族资本家出身相似，他们在这之前大多以官僚、地主或者军阀的身份出现。在这一大的宏观背景下，资本家并未将经营工商业所获取的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向了对封建地产的占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如果继续发掘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就会发现，民族资本家的身份特征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象，其根源在于当时我国的农村社会未能及时、彻底地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当资本主义式的农业遭遇我国的传统农业时，其优势并没有较好地显示出来，前者并未对后者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肯定也不会转变自身的角色，与之相对应，具有明显资本主义特征的民族资本家却在向封建地主这一身份转变———这成为困扰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微弱的农村资本主义经济 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其农村政策都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当时中国农村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只占有极小的比重，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加之当时社会中，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并未将其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而是将主要的经济支撑放在城市，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