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李孝石创作理念比较(共8073字).docVIP

沈从文与李孝石创作理念比较(共8073字) 本文 李孝石（1907—1942）是近代韩国文坛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从1925年发表处女作诗歌《春》和短篇《旅人》，至1942年离开人世，在短短的17年创作生涯里发表了小说60余篇，散文80多篇以及大量诗歌、喜剧、评论等。自1928年发表小说《都市的幽灵》正式在文坛崭露头角，表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同情和怜悯，控诉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社会现实的黑暗与穷困，一直被认为站在当时的“同伴者作家”行列。①然而，1933小说《豚》的发表，他的作品越发流露出浓烈的唯美主义色彩，一方面浓墨重彩描绘了自然世界的美好与纯真，殖民地统治下当代朝鲜知识分子浓郁的思乡情怀；另一方面也毫不避讳地描绘了“性”与“情爱”的世界。因此，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韩国文坛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例如，早在1930年文学评论家白铁就发表评论，认为李孝石的文章“过分沉迷的‘性行为描写’已经完全跌入色情的泥潭”，郑明焕则指出李孝石作品“自我满足的色彩”，在韩国文坛“不占有重要价值”。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文坛开始多方位、多角度地重新审视这位作家的创作生涯和作品价值，并开始从全球跨文化的角度，以东西比较文学的视角分析作家思想及作品内涵的审美趣味。例如，蔡熏、李相沃、朱钟演等人通过综合评价李孝石的作品，否认其“同伴者作家”的定义，阐述了作品“深受西方审美主义影响”的特点，以东西比较文学为出发点，站在“抒情作者的人生旅途———这一审美高度”，比较了《荞麦花开时分》和契科夫的《悲叹》，体现了两部作品“人间存在的根本的孤独极致”的主体意识。近些年，李孝石文学研究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不仅研究了其作品在不同年代的特点，更着眼于日本殖民统治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从文学文化的层面谈论，研究当时朝鲜社会知识人的“后殖民”的苦闷与抑郁。 两位作家的小说，都表现了独到的审美意识。“美”最为直观的表达是将女性形象的美和自然风景的美相融合，构筑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深层的意象则表现了在时局考验下，作家对自身的创作态度的洞察和反思，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人性的赞美，传达了对人生的思考与追求。 本文以沈从文、李孝石1930年代创作的部分作品为研究对象，将“美”的表达分为表象和深层两个部分进行文本分析，试通过平行比较的方式分析作品中的美的形象，剖析其异同点，从而客观地把握作家创作的风格和态度。 韦勒克说：“审美经验是一种凝神观照的形式，是对审美对象的性质以及性质上的结构的一种喜爱的注意。”［1］通读沈从文和李孝石的小说，可以发现他们独特的审美眼光。从整个作品的框架上看，二者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向了女性的世界，刻画的女性人物极富美感，而女性的美与自然相结合，成为自然的一份子，也赋予了自然生命的活力。总的来说，沈从文笔下的女性或淳朴或秀气，沉静而富有气质，例如萧萧“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圆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萧萧》）；如蕤“不能说是十分美丽，但眉眼却秀气不俗，气派又大方又尊贵。”（《如蕤》）。而李孝石在突出女性的外观的描写上，侧重用色彩和比喻进行润色，让读者更加直观地看到女性的美。例如幼拉“嘴唇失去了血色，变得青紫，就像鲜红的花瓣放在药水中被漂白了一样”（《心中的意匠》）；娜奥美“散乱的黑发和侧脸的轮廓，柔美的双腿，拿着沙果的手仿佛一尊灿烂的石像”，仿佛“全身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辉”，姿态“宛然拿着苹果的夏娃圣洁而神秘”（《猎户与林檎》）。 玉太太“这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于林下风度，纯碱白色细麻布旧时大袖衣服，拿把宫扇，朴素不花的在菜园外小溪边站立纳凉”，“两人常常沉默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看玩就无用处。（中略）风动时，晚风中混有素馨兰花香和茉莉花香，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在微风中掠鬓，向天空柳枝空处数点初现的星。”———沈从文《菜园》“惨白的月光和旷野尽头的大海那深邃的波涛一同在夜色中渐行远去，轮廓鲜明的草木的影子，就像某种动物一样竖立在黑漆漆的苹果地里，而苹果树则散发着和花叶一样青绿色的光芒。（中略）这是一种月光和夜光混合的微妙的色彩，自然便在这种现实的色彩之上呼之欲出。除了色彩，周围还环绕着某种香气，一种莫名的深奥的夜之香，它让整个月夜更添一份美感”，金玉从“草丛对面的苹果树里钻了出来，可以看见她修长的身材闪耀着苹果花的光芒，黑发在月光的晕染下闪闪发亮，脸也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她像要避开明亮的月光似地，用手背半挡着脸，慢慢地走了过来。”———李孝石《弱龄记》 这两段描写充分将女性的美和自然的美相融合，文章中通过直白的叙述勾勒了玉太太“有教养，有风度”的美，将这种沉静的美与菜园小桥流水的安宁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