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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竞争与共生” 　　2016年6月25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主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竞争与共生”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召开。会议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李明明副教授主持，该院党委书记曹友谊、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原秘书长金应忠教授出席并致辞。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共生理论 　　在主旨演讲中，来自北京大学的王正毅教授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议题、理论与方法。他指出，抓住世界性议题对实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突破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标志着中国崛起的事件推动了国际政治新议题的产生，包括：一、中国崛起是对以往世界体系的终结，还是发展和延续；二、中国和美国究竟有没有争夺全球领导权；三、当输家开始反抗全球化之际，全球化是否会中断；四、如果全球化可以延续，则是否需要全球治理。 　　南京大学李滨教授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共生的国际体系必须具备一个共生的国际社会经济基础，而经济全球化恰恰提供了这一经济基础。但由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这种共生体系依然面临着一些现实障碍，国际政治传统的结构性作用并未消失。 　　复旦大学任晓教授做了题为《为什么从‘共生’出发》的发言，他提出，共生是指不同事物在共存的情形下相处并进而相长且共同发展的状态。共生论不是理想主义，对共生的理论探讨是要从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建构上探究消弭冲突、共同发展的原理，弥补西方思想的不足，破解在其主导下产生的世界难题。 　　在专题研讨阶段，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提到中国有两个关于“共生”的成语，即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认为从相反相成的角度入手对理解共生会有所帮助。从共生理论出发有许多可创新之处，而这恰恰是学界研究的不足之处。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则从中国哲学理念中的“二”与“三”入手，分析共生理论的哲学内涵。武心波教授指出，共生体的对立统一性与冲突一致性建立在互根关系、互抗关系、互构性、互补性、互证关系、阴阳循环的互进关系这几组关系的基础上。吉林大学刘雪莲教授着重从联系性和空间性的角度探讨边境地区共生关系的独特性，认为边境地区空间共生的逻辑可以从开放性的互动、共同性的问题、社会性的重构三个方面入手，边境地区共生关系的构建必须遵循该地区的特殊逻辑，注重政策的推动、治理的协调和路径的多元。 　　中国人民大学李巍副教授认为，如果国际制度的竞争高度互斥，国际体系便可能会打着制度的旗号回归到以强者为主的秩序中，如果国际制度的竞争是共生的，则世界将走向规则秩序。当前中美在国际制度上的竞争给全球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就取决于这种竞争是共生相容还是相互排斥。上海交通大学黄平助理研究员则将共生同宗教对话联系在一起。近年来热门的宗教对话是形成构建国际社会共生型文化的重要资源，有必要通过对实现和平的不同路径进行区分，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宗教对话举措。 　　二、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竞争与共生实践 　　围绕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竞争与共生实践，与会学者分别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上海财经大学耿曙教授和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陈玮在报告中提到，当后进国家处于追赶阶段，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推动经济发展时，政府的介入是有效的；而当后进国家进入领先阶段，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以发展经济时，政府的介入将失去效用。复旦大学朱杰进副教授则聚焦于金砖银行的发展理念，即“金砖共识”，并将其归纳为平等发展、自主发展、绿色发展、包容发展四个方面，金砖国家如果说具有某种共识，则它的理念正通过金砖银行转化为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翟新教授以自民党政权的修宪道具化问题为关注重点，指出日本的修宪问题会影响国际环境的发展，而国际环境对于共生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日本修宪道具化的根源在于修宪本身的两面性，修宪的道具化也将成为常态。复旦大学张建新教授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初步设想。地缘政治经济学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揭示了地理条件如何影响和决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亦即地理因素如何影响和改变权力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刘宏松教授则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为案例，说明讨价还价的结果由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增加制度资源投入的需要和新兴大国不增加或减少资源投入承诺的可信性两个关键因素所决定；平行制度建设有助于提高新兴大国减少对既有国际制度的资源投入承诺的可信度。 　　三、和谐共生：比较与国际的视角 　　会上，与会学者还立足于国际视角，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国际社会共生性的意义展开了专题研讨。北京大学周强助理研究员主要探讨了资产特异性与利益群体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指出资产的特异性对于利益群体的产生具有关键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汪卫华副教授将中国寻求影响全球治理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