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门》：我们这样来到世上.docVIP

《生门》：我们这样来到世上 　　这部纪实电影用两年多时间跟拍了80多名产妇， 　　最终选出了四位产妇的故事。这个小小的产房折射着 　　难以想象的跌宕起伏的命运和复杂的人性抉择 　　“每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充满了仪式感。”电影《生门》上映前的交流会上，导演陈为军这样叙述他的拍摄理念，“妇产科就是一个高度浓缩滚滚红尘的地方。这里集结了穷与富的对比、生与死的挣扎、舍与得的纠结、老与少的代沟。” 　　过去两年多时间，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陈为军和他的团队跟踪拍摄了80多名产妇，最后能成型的故事有40多个。最后，陈为军选出其中4个产妇跌宕起伏的生产故事，最终剪辑成为纪实电影《生门》。 　　 一 　　4个面临极端危险情况下的产妇，4个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家庭，4个高度浓缩当下中国现实的切片。 　　全片以农村产妇陈小凤的故事为主线展开。她从云南偏远地区嫁到湖北农村，还没来得及开始缴纳当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怀上了双胞胎，并且因为糖尿病，随时面临早产的可能。 　　根据医院方面最初估计，为了帮助陈小凤保胎以及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剖腹手术，这个家庭最少需要准备5万块钱。 　　陈小凤的丈夫，长着一张憨厚、老实而沧桑的脸，他原本只带来差不多五千块，是这个家所有的积蓄，还是东挪西借的。面对医生一次次催促，他只能无奈地摊手。被催问得急了，他一句话也不说，沉默地为妻子擦脸，转过身来用手抹眼泪。 　　和丈夫一样，整个被拍摄过程中，一直躺在病床上的陈小凤也很少说话。与这片土地上大多数隐忍而沉默的农村妇女一样，她逆来顺受地接受一切可能降临的命运。 　　相对沉默隐忍的陈小凤，活泼开朗的产妇夏锦菊却是全片中唯一让人松一口气的角色。因为前置性中央胎盘，夏锦菊同样面临高风险的分娩过程。和陈小凤一样，她也只能长期躺在病床上保胎，就连翻个身都很困难。但夏锦菊性格乐观，面对镜头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笑着。 　　根据多年手术经验，主任医生李家福成功帮夏锦菊取出孩子后，决定同时拿掉她的子宫。仍然在手术中的夏锦菊不同意，她声音微弱地告诉医生，她还年轻，不想失去子宫，请医生一定帮她保住。接下来的手术时间，夏锦菊突然大出血，心脏几次停止跳动。最后被医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导演陈为军尤其偏爱夏锦菊的故事。最早还在试拍片时就认识了夏锦菊，陈为军初步剪辑了一版，将夏锦菊的故事放了进去，看到夏锦菊的故事成片时，导演告诉自己，拍摄妇产科这个想法，“成了”。 　　作为《生门》制片人，戴年文却更喜欢陈小凤这个故事展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为了筹集5万块医药费，陈小凤丈夫的哥哥回到老家的村里挨家挨户地借钱，陈为军派去的摄制组就在后面跟着他。广袤而沉寂的农村，大多数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每家能拿出来的钱并不多。摄影师看着邻居们把皱巴巴的钞票送到借钱人的手里。 　　最让戴年文震撼的，除了城市里早已消失、却保留在农村邻里之间的“人情味”之外，还有乡民们的淳朴：一家人把即将娶媳妇的钱借给陈小凤丈夫的哥哥，让他先挪过去用，“救人要紧。”尽管为了借钱已经走投无路了，但他却赶紧推脱：“你这个钱千万不能动。”因为在农村，娶媳妇、生孩子，两者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二 　　剪辑师萧汝冠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跟导演陈为军见面的情形。 　　萧汝冠是今年初才介入到《生门》的。见到陈为军本人之前，萧汝冠先看到了几个故事的拍摄素材。萧汝冠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仅仅是一个一个手术室里，竟然可以延伸出这么多丰富的东西。”陈为军刚刚抽过烟的办公室里，仍然有些雾蒙蒙的，萧汝冠瞪大眼睛，双手在空气中比划着。 　　萧汝冠来自台湾，曾经和包括侯孝贤、蔡明亮等人在内的很多台湾导演合作过。但他此前从来没听说过陈为军，也不知道他那部著名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内地的纪录片导演，他最熟悉的是曾拍出《高三》和《书记》的周浩。 　　和陈为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今年2月，地点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制片人戴年文约好了双方，但自己却因为大雾滞留在北京机场。萧汝冠准时到了，他在咖啡馆里扫视一圈，角落里瘦弱的陈为军，戴着黑框眼镜，有点土，他有种直觉，“这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搞电影的。”萧汝冠走上前去，陈为军也差不多同时看到了他，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就这样聊了起来，一见如故。 　　从下午一点半一直聊到六点多，制片人戴年文这时终于赶到了。他坐下来大喇喇地说，“来，咱们开始吧。” 　　陈为军和萧汝冠都笑了：“我们已经谈完了。” 　　第一次见面，萧汝冠和陈为军就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达成了共识。萧汝冠认为，一部影像作品，不论怎么给它下定义，纪录片或者电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产生的最大能量，“来自于观众跟它之间产生的共鸣。” 　　陈为军非常赞同这一点。这也成了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