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旗手罗哲文.docVIP

“申遗”旗手罗哲文 　　上个世纪初，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建筑大家撑起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大旗。在这面大旗之下，一个名叫“罗哲文”的学人，以70多年的倾情奉献，书写了中国古建筑研究保护的又一段传奇。 　　古都保护征途上几多欢喜几多愁 　　自从1946年随中国营造学社迁入北平，罗哲文见证了这座古都在新的历史时期走过的风雨历程。其中，他参与维修和保护了长城、北海团城、北京古观象台、北京红楼等一大批文物古建，也曾眼睁睁地看着古城墙被拆而无能为力。 　　新中国成立后，原为皇家园林的中南海成为党中央和政务院办公场所，原清音阁所在的地块计划盖新楼。罗哲文勘察后认为，清音阁的建筑造型和彩绘都表明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古代文物建筑，若一定要拆的话，最好将它的原物分类编号，再异地恢复。而后，文物局的专业人员在清音阁进行了大量测绘、物件编号等细致工作，然后将它搬迁到了陶然亭，在那儿原样恢复。 　　相比之下，罗哲文亲身经历的对于北海团城的保护就显得惊心动魄了。1954年初的一天，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给罗哲文派了一个任务，让他赶快去北海团城整理一份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文物照片在内的完整资料，尽快在《文物保护参考》杂志上发表。 　　北海团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心，而且团城还是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历代都城的重要见证。团城内还有元代大玉瓮、精美玉佛、古树等价值连城的文物。然而当时北京迎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热潮，对交通问题的解决也迫在眉睫。为了贯通阜成门到朝阳门的东西马路，把马路修得笔直无拦，一些领导者认为要以拆毁团城为代价。 　　罗哲文很清楚此举意义重大，一是继续呼吁保护团城，二是万一团城保不住了，也好留下一套完备的资料。为此，罗哲文几次找到时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商议办法。面临团城的存废，许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国家文物局会同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学者专家，多次向上呼吁要保护团城。梁思成还特意请来苏联权威专家参观团城，出面说情，但仍未奏效。 　　为保住团城不能拆除，梁思成不得不决定去见周恩来总理，当面恳陈保护团城的意见。周总理听取了梁思成的意见后，又亲自去北海团城实地勘察、微服私访，之后迅速召开专门会议亲自定夺，这才使北海团城保留下来。按照周恩来的思路，将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数十米，加宽金鳌玉桥，马路向南移绕，避让团城。这样既保护了古老团城，又解决了交通问题。正由于这一明智决策，团城才能至今巍然伫立，成为古老北京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掀起一股来势凶猛的建设热潮，城里寸土寸金，一些名人故居在“圈地运动”中难逃厄运。其中，梁思成和林徽因位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故居也被严重破坏，后来虽被社会关注，却并没得到有力保护。对此，视梁、林为恩师的罗哲文备感愤怒。“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宅子，那是文物，不是说里面住过梁思成和林徽因才不能拆，而是因为他们曾在那里作出过不朽贡献。”罗哲文说，“宅子不止是要保护起来，还应该恢复。” 　　修复长城的工匠也是研究长城的大师 　　如今，八达岭长城已成为世界著名的人文景观，国内外的游客只要来北京，必定会将八达岭长城列为目的地之一。而罗哲文也许算得上是去过八达岭长城次数最多的游客。自上世纪50年代初至今的50多年来，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去探访长城。“50多年来，我记不清多少次登上长城了，少说也有几百次吧。光八达岭长城，我就去过100多次。” 　　抗战胜利后，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看一看长城。当时去长城还没有公路，又正值内战时期，罗哲文邀了两个朋友冒着生命危险去探访长城。在八达岭，他看到的长城已是断壁残垣，方砖四处散落，周围荒草丛生、落叶满地。 　　1952年，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与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长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因年久失修，长城现况不佳，应修复一段长城向国内外开放。郭沫若等人的提议引起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最终选定了八达岭。于是，罗哲文被派去先行勘察。为了方便考察，罗哲文和同事就住在山上一个简陋的小店里，每天骑着毛驴上八达岭。 　　罗哲文在古建保护领域遇到什么棘手问题，都会去向梁思成请教。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后，罗哲文拿出了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图，并请梁思成审定。梁思成给了他3个建议：要按照原状修；保护古意，避免现代化；要绿化，但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树木，否则不利于保护长城，也影响观看效果。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用原材料修，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罗哲文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到山沟里收集一块块塌下的青砖，从沙土里挖掘砖块。 　　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随后，罗哲文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 　　谈起长城，罗哲文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