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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没有忘记我们” 　　在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建中村，记者见到了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前受阅的抗战老兵卢庆炎。 　　卢庆炎，虽然没有直接拿枪与日军在战场上血肉相拼，却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件重大事件――衡阳保卫战的见证者，而且衡阳守军的“最后一电”就是经他的手发出的。衡阳城沦陷后，他也被日军关进了俘虏营。正是凭着坚定的信念，他和战友冒着危险逃出，重新回到中国军队里。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卢庆炎的家本在长沙登隆街，祖父在长沙南门一带经商，他也在长沙市善正小学读书。他出生不久，父亲卢大章就离家了，当时正值农民运动高涨，不知是不是参加了红军，一直没有音讯。7岁时，母亲改嫁到湘潭姜畲，他就和祖父相依为命度日。抗日战争爆发，长沙“文夕大火”惨剧发生，寄身的窝只剩下残垣断壁，没奈何只得随着祖父避难迁居到湘潭市，在湘潭新群小学读书，完成了高小学业。 　　1940年，唯一的依靠祖父也去世了，他成了孤儿。家没了，国有难，平日受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熏陶，在老师的鼓励下，他立志投军抗日。而没有亲人的牵绊，孤苦无依，更让他勇往直前。 　　1941年6月，他考入了国民党陆军“泰山军”（即第十军）无线电速成班。当时，这个军刚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正在进行兵员补充。这支部队严重缺乏通信人员，就把此作为短板来解决。“泰山军”组织培训无线电人员，课业主要以无线电报收发为主，还有电器原理、故障修理和步机枪使用、步兵知识、防毒等，培训6个月。卢庆炎此时只有14岁，仅高小毕业，也不到报名的文化标准。好在他对无线电知识并不陌生，因为他有个亲戚在长沙防空司令部工作，那里有部电台，他老早开始留意并掌握了无线电电报的发报程序知识，因而面试时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比较了解、熟悉无线电报，结果一下就被取录了。 　　他记得，这个班6月1日开学，共招收了60多个学员，课堂就设在荷花池原兑泽中学校址，这期间60多个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班主任就是后来衡阳守将方先觉。在这里，他们既学习电台方面的业务，也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结果，他以优秀的成绩结业，被分在第十军通信营无线电台任少尉班副，也就是报务员。 　　守住唯一对外“通道” 　　在卢庆炎的抗战经历中，最让他终生难忘的是参加衡阳保卫战那47个日日夜夜。 　　1944年，第十军接到命令，奉命坚守衡阳城。衡阳是湘桂路和粤汉路的交会点，位置非常重要，日军想打下衡阳，就是希望从这里直通桂林，然后再通过出海口与他们在太平洋作战部队会合，也就是史上说的“打通南北交通线”，并想通过此举压迫重庆政府媾和。当时，蒋介石交给第十军的任务，是坚守衡阳一个星期，当然半个月更好。当时，日军参战的兵力约十万人，而中国军队的作战人员不足一万五千人。 　　就在衡阳保卫战开战前夕，卢庆炎被调到军部电台了。他回忆说：“那时年纪不大，只有十六七岁，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晓得战场的可怕，不晓得战场杀伤力的厉害。日军围着衡阳城，想尽了办法，晚上飞机炸，白天大炮轰。电台里除了我，还有其他报务员和站长，一共5个人。我们的任务是搞通信，与重庆联系，与友军联络。我们电台每天都将我军与日军作战的情况汇报到国民政府去，有什么指示，也要经过无线电报接收过来。还有，有什么要派送的弹药及生活用品，也是经过电台请求空运。在守城的后期，我们电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与重庆最高通信台联系，请求解围，要外围的部队来解围。”“可是，我们没有得到一点有望解围的信息。当时的通信器材也落后，15瓦的手摇机，4灯收音机，发出去的信号很小很小，收到重庆的信号跟蚊子叫似的，声音很小很小。有时，解围部队离我们近一点，我们电台收到的信号就清清楚楚；解围部队如果隔得远，声音就极其微弱。有时，我们和重庆联系不上。没办法，我们只好让芷江空军电台中转。空军电台功率大，是100瓦的。我们发往重庆的电报，许多就是通过芷江空军电台转的。” 　　他记得，电台最初随第十军军指挥所设在郊区五桂岭湘桂铁路局内。但军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只有300米，太危险了。战斗的第七天，方先觉军长在师长们的催促下，把军指挥所搬到城内中央银行的地下室。军部电台是唯一跟外部联系的通信工具，也被安置在中央银行的金库里。那个金库不大，非常坚固，上面周围都是钢板构成的，炮弹都打不进。从6月底守城开始一直到8月7号、8号，军部电台始终在那里没动。守城期间，日军的飞机来炸过，大炮射击过，还有小队伍来偷袭过，都没能破坏它。他记得，一次，竟有信号弹从中央银行附近发出，日方飞机接到指示后，马上飞来投下炸弹，还用机枪扫射，在这里上空盘旋了好久。在这次空袭中，卢庆炎的同学罗学先被炸死。现在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那种爆炸声和机枪声，让我听得心惊胆战。” 　　守城期间，卢庆炎所在的电台任务就是每天与芷江空军台联络4次；与九战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