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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贫困新命题 　　近期，甘肃省发生的“杨改兰事件”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对该事件原因的阐释，还是由此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反思性评论，都迅速推升了公众的关注程度。在我看来，甘肃“杨改兰事件”的发生在偶然性中隐藏着必然性。在痛定思痛和行政问责之时，更需要理性思考，抓住该事件所带来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转化的时机，积极促进中国反贫困战略的转型升级。 　　反贫困战略的对象：进一步向更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扩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国家。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贫困措施，已经使6亿多人脱贫，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成绩举世瞩目，但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一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对象仍然是绝对贫困人口。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国家扶贫标准。到2014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人。根据物价指数、生活指数等进行动态调整后，2015年贫困标准提升至28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略高于世界银行个人日均1.9美元的贫困标准，还属绝对贫困范畴。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城市低保对象957.4万户、1701.1万人。2015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451.1元/人?月。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2846.2万户、4903.6万人。2015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3177.6元/人?年。城乡低保标准仍处于事实上很难维持贫困家庭基本生活的水平。 　　二是中国相对贫困人口总数巨大。2014年4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面对如此巨大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需要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同时，开始在中国反贫困战略设计上，采取渐进式推进的原则。应以“小步慢跑”方式把相对贫困人群分类、分批纳入反贫困战略瞄准的范围。 　　从全世界反贫困历程来看，反贫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反贫困战略普遍的演变规律是，从绝对贫困人口向相对贫困人口渐进扩展。目前，在中国对农村贫困地区实施大规模精准扶贫，解决7千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之时，进一步向更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实施反贫困战略的时机也同时开启。 　　反贫困战略的重点：进一步向更艰难的发展型贫困开战 　　贫困是相对于富足而言，因为贫穷而生活窘困，称之为贫困。长期以来，在中国反贫困对象的瞄准和政策设计上，侧重于“因贫”所导致的基本生活方面“窘困”问题的解决，即聚焦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存型”贫困问题的解决。而我们在各地实地调研中发现，在缓解贫困人口糊口“窘困”的同时，尤需重视“致贫”因素无法解决，即由于贫困者自身的因素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导致这部分贫困群体没有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型贫困的实质是能力贫困和权利的贫困，显然，解决发展型贫困比解决生存型贫困更困难，持续的时间会更长，遇到的社会问题会更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伴随贫富分化悬殊而出现了一个“底层社会”。同时，还应看到，任何―个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竞争和自身能力等多种原因，都会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底层社会。换句话说，底层社会的出现并不可怕，但需要理性面对，更需要积极干预。 　　向发展型贫困开战的核心是打破底层社会最令人不安的固化状态和贫困的代际传递链条。因此，外部反贫困资源的输入，只有在解决贫困者基本生活困难的同时，增强这部分贫困者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才能起到根本作用。这就需要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拓展有助于贫困者社会参与和社会竞争能力提高的服务项目，挖掘其发展潜力，由“他助”转换成“自助”，克服传统扶贫方式消极被动的缺陷，使贫困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最终融入社会发展之中。 　　从多数国家缓解贫困代际传递政策的设计来看，基本都是通过提升家庭经济和抚养能力来帮助儿童摆脱贫困风险，避免陷入贫困代际传递。之所以要重视家庭的作用，是因为儿童早期接受的教育均来自家庭，儿童成长所需要的主要资源也来自家庭。政府在贫困儿童救助上所扮演的角色不能取代父母或家庭。因此，通过改善家庭状况，提升家庭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帮助家庭采取合适的抵御风险的行动，保障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可以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目前，全面实施“儿童发展计划”和贫困地区“妇女教育计划”，加强母亲教育和女童教育，尤为迫切和重要。 　　反贫困战略的整合：进一步全面提升整体性贫困治理能力 　　“十三五”时期，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反贫困进入攻坚阶段，迫切需要把政府和社会的各种反贫困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使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交互发挥作用，全面提升实施反贫困战略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