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家庭教育对张溥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共6259字).docVIP

浅议家庭教育对张溥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共6259字) 一、励志教育:明确的学习动机是勤学的力量之源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张溥出身于苏州太仓一位小生产者的家庭。陆世仪《复社纪略》称张溥之父为“太学生翼之”，程穆衡则称其以放高利贷为生。他曾在《先考虚宇府君行略》中记述说:“王父先世贫，及身稍振，有市廛一区，秔田三顷，析而为三。先人业不及中人……雅非所长。”(简称《行略》)其父张翼之因为乐善好施，曾一次性资助外家的远房亲戚“千金”，又曾多次陷入官司之中，故积蓄恐怕不会很多。张溥为后世所熟知的“七录斋”，也并不是什么深宅大院，而是乡间一所小房子。杨彝曾经记载:“世所称七录斋仅两楹，受先坐卧以之，客集则归侍母。”张采《庶常天如张公行状》(简称《行状》)则直接称七录斋为“陋室”，其云:“(张溥)十五丧父，同金母出居西郭，颜一陋室曰‘七录斋’。”要之，七录斋不过两间房子，张采(受先)同学其中，遇有客人来，就没有他待的地方了。《行状》继续说，张溥在父亲去世前后，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甚至连买书的钱都没有，只好自己动手抄写。其云:“(溥)私习举子业，甚欲通古今文，苦不得买书钱。盖虚宇公虽素封，子多弗及周，则金孺人?麻绩祍佐公。日夜取成书，断章手录。”这些记载表明张溥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或文化世家，他所受的励志教育也并非高门华胄与生俱来的自豪感。伯父(张辅之)虽成进士，位居南京工部尚书，但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荣誉感，反而带来了伤害。张溥之所以刻苦自励从而拥有成功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而这种动机正是来自家庭所受的屈辱。陆世仪《复社纪略》对此有所涉及，他说:“翼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翼之。溥洒血书壁曰:‘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奴闻而笑曰:‘塌蒲屦儿何能为!’溥饮泣，乃刻苦读书，无分昼夜。”甚至他以翰林院庶吉士乡居期间“读书仍若经生，无间寒暑”。张溥本人对此记载更为详尽。前引《行略》说:“私念先君少历忧患，老而弥酷，日延师傅，躬教挞以望子之有成。”在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中，清楚地记述了感于父亲所受“忧患”而刻苦攻读求得科举功名的初衷。他还说:“然先君摧辱之时，子虽多，大者二十余岁，少者仅八九岁，无一人奋声激昂，稍借爵位气势拔先君于祸患。”家庭中的难言之隐，伯父一家主奴的飞扬跋扈，极大地激发了张溥欲借功名势位以扬眉吐气的决心，因而刻苦学作八股文。如他在《张露生师稿序》中说:“每念先人教子勤苦，夜半起，篝灯辄成三四义。”这样一种励志教育，思想格调固然显得不是很高，但却是张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最能从骨子里激发他内心的奋斗精神，他因此而不断强化的学习劲头，始终没有衰减。张溥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治学目标、高远的治学旨趣，使他能够超越个人得失，将自己的志向与社会需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了相当强烈的使命感。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升华了励志教育的境界，是一般泛泛而谈的空洞说教所不能比拟的。张溥十九岁得补弟子员，成为秀才，可是其学术旨趣与当时科举考试的要求相违背。因为“嗜古”的原因而好用难字，语句不通，以致“试皆下等”。当他于天启四年冬天(公元1624年)走出七录斋参与结应社活动，转变学术旨趣与文风之后，才能做到“距结社不去三月，试皆上等”，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凤基会业序》)。他在县学有如此迅速的进步，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天启七年的乡试资格，却在这年落榜了。即使遭遇挫折，仍然有所收获。随着次年的选贡入京，他游历太学，极大地开拓了心胸与眼界，扩充了自信心，进一步明确了学术目标。甚至在京城举行成均大会，公开提出了“砭俗学，尊遗经”的学术纲领，并“与燕、赵、鲁、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以至于程穆衡在《娄东耆旧传?张溥》中称他“为诸生时，即以道学文章转移天下为己任”。张溥在家庭教育中获得了学习的动力，不仅仅来自观念的教导，更多带有一种生命体验，因而是深刻的、持久的。当我们回顾他的成长历程时，仍然不能不注意到教师和家长的直接教诲与督促。 二、师生授受:赏识与督促激发了张溥的自信心 教师和父母在孩子学习的初期阶段无疑负有指导与引领的作用。首先，教师的专业水准与教学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效果。张溥的蒙师张露生虽非极一时之选，但也是地方上屈指可数的名师，崇祯七年举人。前引《行略》称“先君待朋友诚，尤敬事名师”。而教师对学生的赏识，正如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所揭示的，最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热情与学习动力。张露生对张溥无疑具有知遇之恩，正是老师的赏识极大地提升了其对学习的兴趣与信心。《张露生师稿序》记载了这一段师友渊源:“予年十一，从先生学文字。时粗解把笔，先生谓为可教，时称述于先子。”张采《行状》记载:“(溥)长而语采:‘我自遇露生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