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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炀帝的用人看他的败亡 　　隋炀帝杨广（569-618），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君主。他是征陈（南陈，557-589）的主要指挥者，在他的统领下，50万隋军一举灭陈，完成了国家统一。此后率军北上击败突厥进犯。《隋书》称赞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 　　杨广在位期间，修大运河，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大运河都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业二年（606），杨广建进士科，奠定科举制度，寒门学子从此春还秋往，乌聚云合，打开了参政的大门，选拔了统治的人才，中国封建制度之后延绵上千年，这个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就是这样一位君主，在位不到14年，就被部下缢杀在江都，身死国灭，不能不让人慨叹。隋炀帝的败亡，原因不止一端，用人失当，就是原因之一。 　　在杨广宠信的佞臣里，虞世基最为有名，他的特点就是善于逢迎。虞世基博学多才，书法还很好，但其逢迎的功夫，更胜过他的才学。杨广在避祸江都后，隋军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虞世基参掌朝廷机要，事事先闻，他知道杨广最不喜欢听到这些消息，于是就将军事失利的表章修改一番再上报给杨广，虞世基的这种做法，使得杨广在很长时间里不能真实地了解外界的情况。李密率瓦岗军重兵围困东都洛阳后，当时镇守洛阳的是杨广的孙子越王杨侗，危急中，杨侗派属下元善达突围而出，冒险穿过瓦岗军占领的地带来江都报信，恳请杨广速返洛阳。杨广在听完元善达讲述洛阳的围城之惨状后不禁忧形于色。这时候虞世基却说：“这恐怕是因为越王年纪小而受了众将领的欺骗。如果真像元善达讲的那样，他又是怎么突破瓦岗贼军的重围而来到这里的呢？”杨广因此大怒：“你这个小人，竟敢当众欺辱我！”于是故意让元善达去东阳催运粮草。东阳正是起义军密集的地方，元善达到那里后很快就被杀了。这件事后，外面的人再也不敢向杨广谈起隋军同各地义军作战的情况了。 　　除虞世基外，杨素与宇文述也都是媚上的好手。杨素在隋文帝杨坚在位时，便不恤民力打造奢侈壮丽的仁寿宫取媚隋文帝。在杨广谋划废掉太子杨勇及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杨素更是与宇文述联合，揣摩杨广之意，出谋划策，帮助杨广夺得帝位。杨素早死，没有赶上后来混乱的时局，而宇文述却一如继往地扮演着他的佞臣角色。当中原地区群雄纷起，隋朝国势日蹙的时候，宇文述观察到杨广有避祸东南的意思后，积极建议杨广“巡幸”江都。杨广当时正为受到群臣反对他的南下计划而困扰，听到宇文述赞同自己的计划，当即龙舟南指，直下江都。杨广在动荡飘摇之际离开东都洛阳，是重大战略失误。洛阳是当时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留在这里，就把根留住了，就能有效组织力量对抗起义军。偏安一隅，不仅带走了本来可以用来平叛的十万骁果军，而且损害了军心民心。后来骁果军久离故土，军心思归，纷纷逃亡，杨广对逃走的骁果军一律处死，结果引发骁果军叛乱，身死国灭，而领头的正是宇文述的两个儿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读史至此，不能不让人感慨。 　　“国以人兴，政以人治”。用人用得好，就兴旺发达，用人用不好，就人亡政息，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隋朝曾经名臣云集，猛将如云。比如高?G，以天下为己任，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竭诚尽节，进引忠良，苏威、贺若弼、韩擒虎都是他推荐，执政近20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隋朝的繁荣富庶，高?G出了大力。贺若弼“少慷慨，有大志，骁勇便弓马，善解属文，博涉书记”，与韩擒虎一样，是平陈的名将，开国的功臣。即使像杨素与宇文述这样的佞臣，同时也都是骁勇战将。杨素在随杨广平陈中立有大功，还曾大破突厥军队，平定杨谅叛乱。宇文述在同吐谷浑军队的作战中也是战功卓著。虞世基参政时也曾提出过一些合理的建议。 　　如果这些人用得好，杨广不但不会身死国灭，还很可能创造出“大业之治”的局面。但这些名臣名将，杨广却容不下，用不好。杨广用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专门挑顺应自己意思的大臣，听不进臣子们的不同意见，尤其不喜纳谏。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臣下说：“我性不欲人谏。” 　　616年，杨广决定第三次去江都时，建节尉任宗上谏，杨广将他杖杀。奉信郎崔民象再谏，杨广更为生气，削掉了崔民象的两腮和嘴巴，斩杀在大殿之外。大业三年（607），他以诽谤朝政为由，连杀高?G、宇文弼、贺若弼三位大臣，此后，纳言苏威免官，萧?r被疏。名臣忠臣杀的杀，逐的逐，疏的疏，剩下的内外庶官，自然变得明哲保身，务相顺从。自此，言路堵塞，政务壅蔽，下情不能上通，上意难以下达，智者不能献其谋，勇者难以竭其力，凭空决策，一意孤行，哪有不亡的道理。 　　隋炀帝用人失当的根源在哪里呢？可以从杨广的性格上找找问题。杨广既有雄才大略，又有文章才学，他的名作《饮马长城窟》自有一种辉煌壮丽、气吞山河的王者之风。他的《春江花月夜》亦极见文采风流，颇受后人称道。虽然他有绝世之才，却没有容人之量。 　　他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