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偏要站在弱者一边.docVIP

他偏要站在弱者一边 　　霍俊明：第一次见你是在云南蒙自的第 28届青春诗会上，只记得你不停地用巨大的相机拍照，那时你还是一个青春诗会“编外人员”。第二年，你也参加了青春诗会，并且后来还到诗刊社工作，说说最初的感受吧。每次看到你在蒙自铁路隧道前的那张照片，都会想到那个风雨交加的铁路上一行诗人艰难行走的场景。 　　刘年：得知可以参加第 29届青春诗会，想认真地开心一回。想找人喝点啤酒，谈自己的付出与汗水，谈自己对诗歌的接近与信仰的坚持，谈自己在大漠中感到的生命的荒凉和内心的丰茂。最终，手机没有掏出来，因为不知道打给谁。如果朋友代表故乡的话，感觉一个人在反方向的路上，越走越固执，越走越远。打开窗子，故乡的夜，如无边无际的大漠。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隧道，是很好的歌厅。我这种破锣一样的嗓音，变得浑厚，会产生环绕声。那次走滇缅铁路，我一时兴起，在隧道里唱了一首《蓝莲花》。那时，我还年轻，肌肉发达，头脑简单，身材匀称，中气十足，喊起来，声音高亢，像一辆充满力量的小火车，将雷平阳和灯灯感动得一塌糊涂。灯灯要我教她唱，但她比西娃更逊一筹，状态好，五音能唱准三个。我还记得，我最酷的那张敞开胸肌的照片，是在隧道里，陈仓帮我照的。还记得芷村的向日葵，没有人收，头差点垂到根部，像做了很多错事，在向大地忏悔一样。 　　霍俊明：你在简历中以及很多场合都强调诗人要站在弱者一边。这怎么理解？ 　　刘年：一件有争议的事，若问我态度，我会站在弱者一方。我还把这句话，写进了我的简介。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弱者是对的，弱者往往会有很多缺点啊――学历低，没有见识，没有修养，没有贵族气质，没有担当，甚至，有可能无理取闹。是的，我不知道谁对与谁错，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直到弱者能自由发声的时候，我才会离开。 　　霍俊明：你强调没有痛感的诗歌是值得怀疑的，强调诗歌是人间的药，为什么要这样说？ 　　刘年：我喜欢大地，喜欢泥土，喜欢村庄，喜欢那些庄稼和野草，喜欢河流，喜欢流淌或者静止的清澈的水，喜欢大地上的生命。不是一般的喜欢，是那种见了就会兴奋的热爱。我甚至认为自己是大地长出来的一棵爱行走的植物，我的诗歌，是我开给大地的花。可是，从小，我对人生总是过于悲观，总是看到事物布满阴影的背面。行走的时候，我往往看到的是环境的污染，人心的污染，于是，总是杞人忧天般地担心这片土地的未来，这片土地生活着的人们的未来。我写诗的初衷，就像病人的呻吟一样，是为了要人知道我在痛，是为了缓解我的痛。 　　霍俊明：是的，正如你那部诗集的名字《为何生命苍凉如水》。读你的诗会发现，你诗歌的空间和地方性非常突出，比如经常出现的湘西、故乡，还有莫名的远方冲动。那么，那些未曾经历的地方对于你的生活和诗歌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曾经在文章中这样说你――刘年这家伙看起来木讷、朴实，但是内心里有一个浪漫的柔软的湖，只不过他随时将烈酒投掷进去，随时也可以燃烧起来。这是一个明知没有远方也要去涉险的执拗的湘西人。这是一个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但仍然怀有愿景和碎梦的家伙（比如他在一首关于洱海和诗人朋友的诗中将自己称为“段誉”）。 　　刘年：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是八百元。在当时是很高的。给父母寄了一点，给婆婆寄了一点。剩下的钱，买了一辆单车。载重型的，永久牌。那年我没有回去。一放假，就骑着我的永久，西樵，走佛山，广州，最后到了珠海，目的只有一个，看海。岭南的天气，几乎每天都有至少一场雨。所以一路上，我经常被淋成落汤鸡。还好，那时身体好，而且，广东的雨，也不像这里的冰凉。海，让我很失望。一片无边无际的浑浊，和那个时代一样。我的永久，在珠海的一个写字楼下丢失的。只五分钟，就再也找不到了。我最想去的国家，是印度。在地理上，那是我心目中的最远的地方。我会沿着恒河，慢慢地走。看水中沐浴的女人和落日，看水上漂浮的死尸。印度的女人很性感，脸小，眼大，身材饱满。最喜欢的，是她们的面纱。我相信，在一条以永恒为名的河边，能找到一些关于永远的证据。很少提永远，总觉得这两个字很危险，就像两粒铜色的子弹。累的时候，烦的时候，经常背着包到车站，看地名，看票价。碰上合心的，不管哪个方向，上了车就走。有一次，看上了一个叫一平浪的地名。票价、里程也合适。坐了几个小时车，到达的却是一个产煤的小镇。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水是那种拿毛笔一蘸就可以写书法的黑。这算是远行最倒霉的一次。可就是这一次，我在路边偷打了六颗柿子。熟透的那种，掉在地上，就会摔破，捡起来剥开就可以吃，有一点点涩，但更多的是甜。那时是黄昏，阳光很好，照在柿子肉上，是一种鲜艳的橙色。每一颗柿子，都像一颗夕阳。去的最远方的地方应该是芒康。那次，我抵达了绝望。那个风、雨和雪交织的深夜，一个人在荒野，真触到了冰冷的铁锈般暗黑的绝望。绝望和害怕不同，绝望很宁静。 　　霍俊明：你到北京的时间也不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