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股制：晋商票号昌盛之利器.docVIP

身股制：晋商票号昌盛之利器 　　核心提示：以身股制为核心的激励制度，成就了山西票号的繁荣和昌盛，也为现代股权激励制度提供了历史范本。 　　从去年就开始发酵的“万科事件”，至今的发展走向仍然扑朔迷离。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股份公司管理层以及员工应该如何处理与股东的关系。 　　一方是出钱的股东，一方是执行具体运营活动的管理层及员工，双方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是公司兴旺发达的一个必要条件。可以说，一个双方关系产生裂痕的公司，大多经营不佳。虽然现代公司法律制度为双方建立了一个框架，但仍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所有问题。所以，在当前，回顾商业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仍然是不乏启迪的，清代晋商发展出来的身股制，就是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讲述著名晋商乔致庸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这么一幕：乔致庸亲自到潼关用八抬大轿接回潘为严，聘请他为票号大掌柜。电视剧中这种礼贤下士的场景，是有历史原型的。 　　据山西籍经济学家梁小民的考证，这位礼贤下士的对象名叫阎维藩，因其经营理念与手法不为前任老板所认同，而怏怏不快地辞职。乔致庸得知后，为了网罗这个人才，派其子乔景仪在阎维藩回乡的必经之路上连等数天，终于用八抬大轿接回。 　　乔致庸礼聘阎维藩做大德恒票号的大掌柜，许以12厘身股――当时大掌柜身股一般是10厘。阎维藩投桃报李，尽心经营，在他管理大德恒票号的26年中，大德恒每个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银子，成为山西票号中的翘楚。让阎维藩尽职尽责的因素，可能是复杂多样的，但对我们现代人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身股制这一制度化的激励措施。 　　银身相异 　　晋商从明代开始兴起，先后从事盐业、“船帮”（对日本的贸易）、“驼帮”（对俄国、蒙古的茶叶贸易），一直发展到“票帮”（从事票号业）的繁荣。以道光三年（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开业为标志，到民国初年票号的衰亡，时间不过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短短一瞬，但这却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 　　身股制大约就出现在清代道光年间，从明代的贷金制、朋伙制，到后来的东伙制，为身股制的出现埋下了制度渊源的伏笔。 　　贷金制，指的是商人从债主那里借款进行经营活动，这自然是历史悠久的资金筹集方式。但发展到明代，债主发现这种方式风险与收益不对等，因为借贷是固定利率，债主一方面要承担坏账的风险，另一方面只能获取比例不高的利息，所以后来产生了朋伙制。 　　朋伙制即几位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但如果在经营中出现意见不一，很容易导致散伙。在明代后期出现了东伙制，即一人或数人出资，雇佣伙计经营，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一般通过血缘或地缘因素维持彼此间的信任。这是后来身股制的萌芽，但当时在制度上还不够完善。 　　到了清代后期，大约是嘉庆、道光年间，身股制出现了。清末民初的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提到：“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银股也称财力股，是商号东家在开办商号时投入的资金，每股面值为2000-10000两白银不等。身股俗称“顶生意”，是商号员工以个人劳力折成股份，并享有与银股等量分红的权利，且不必承担亏损责任。 　　两权分离 　　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银股与身股的比例大都是1：1，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山西票号中身股份额超过银股的屡见不鲜。 　　徐崇寿在《晋人经商渊源与近代票号始末》中，作了更详细的描述：“关于人力方面，除依例给年薪外，掌柜顶身股一分，其他同事及分号经理，由顶一厘起码，渐次亦可顶到一分……大谱四年开张一次（即分红），所余纯益金，人银股平均分配，按尔时每次每份约可分得白银万余两。如到年老不能任职，仍照旧分红，至病故后，照规定还可再分四年后一次红利。生前若对号中有特殊功绩者，还可再继续分三五次不等。再如创办人有功绩，更可顶到永远股利，即只要原票庄字号存在营业，即可分红。” 　　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身股制的出现意味着经营活动中人力资源相对于资本地位的上升，也昭示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在明清之前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一般都是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既是老板，也是直接经营者，其他员工必须绝对以老板命令是从。 　　但票号的产生，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票号的主要业务是银钱的异地汇兑，解决的是当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地方不靖导致的资金异地转移的困难。这样的话，就必须在外地设立分号，在古代的通信、交通条件下，东家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对分号员工事无巨细的直接监督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运用新的方式激励员工以确保其忠诚。 　　尽管身股制产生的具体情形今天已很难考证，但我们可以推测，这与票号业务发展以及需要对员工的有效激励存在着紧密联系。 　　身股制一产生，就几乎立即在所有的山